从2000年以来，我国开始关注现代大学制度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认为大家的认识还是比较一致的，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1、举办者与管理者合一，政府直接管理大学。
从清末开始，我国的大学基本上都是由政府举办的。1949年后，由于实行计划经济，由政府开办并直接管理的体制进一步加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是大学的开办者、经费的支持者，同时也是管理者。我们的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都是在代表国家、代表政府管理学校的，所以，校长、书记一般都不是选举产生的。就是说，政府不但开办了学校，而且还管理着学校，这是我们普遍实行的体制。从政府来看，它所带来的是办学效率，就是政府能够很快地将其意志在大学中加以贯彻，但它的问题也在这个地方。政府的管理方式主要是行政管理，尤其是建国后，它不光是行政方式，而且还带有军事化色彩，所有东西都是一刀切，很少考虑学校及地区之间的差异。这使大学自身丧失了一些必须有的机能。我们指责大学的一些东西，责任其实不在大学。如，你们大学干什么了？那么多大学毕业生分不出去，高级技工又不够用！这其实不是大学的问题，因为长久以来我们的专业设置需要政府审批，没有一两年根本批不下来。其实，根本的问题是体制的问题。在这种体制下，大学只能作为政府的一个下属单位，只能依附于政府，甚至是某一层级的管理部门。所以，校长历来有行政级别，同政府官员完全一样。这样，大学所有事务都必须听命于政府，包括招生计划、财政拨款等。
2、大学法人地位不明确。
尽管《高等教育法》规定大学依法自主办学，但自主办学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尽管政府拨款现在只占办学经费的少量部分，主要是人头费和项目费，在许多高校只占1/3，但大学仍然要听政府的，尽管有人提出要多元多学、经费多元化，但也解决不了大学的地位问题。因为校长是政府部门任命的，他要对政府部门负责、要对任命他的人负责。在这种情况下，大学不会有自主性，更不可能有创造性。因此，大学的法人地位是被捆绑着的法人，打官司的时候是法人，做事时不是法人。这都是体制所造成的，大学实际上成了整个官僚体系的组成部分和一个重要环节。这几年，大学官本位现象之所以越来越厉害，根本原因也是体制造成的，因为政府控制着办学资源。
3、大学没有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束缚。
大学承担了超越于大学目标的职能。不管怎么说，大学是一个学术机构，是一个培养人才的机构，但大学现在却承担了许多与此不相关的东西，如稳定的问题、治安的问题、计划生育的问题，等等。所以，街道上戴袖标的人也能管大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大学变得十分可怜。如果说大学发源于1898年的话，至今已100多年。在这100多年的时期内，我们到底有多少时间在真正搞建设、搞教育呢？也就是三四十年的时间。在大学发展历史上，三四十岁只相当于婴儿，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包括有利的或不利的，由于大学承担不该承担的社会任务，因而更难健康发展。如贫困生问题，大学只有通过奖学金的办法补助，但要真正解决必须靠社会保障体制，但大学却承担了担保人的作用。在这些因素的制约下，大学很难完全把精力放在大学自身建设上。
4、高校内部管理体制存在的缺陷。
我国大学内部管理体制经历了四个时期：第一时期，实行校长负责制，从1950年至1956年。当时学习的是苏联的“一长制”体制。但当时校长基本上是不负责的，除非是老革命当校长，如成仿吾。所以，严格来说，那时也并没有真正实行校长负责，只是因人而异。第二时期，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这同当时以下因素有关：一是中苏交恶；二是武汉等许多城市大、中学生上街游行；三是反右。这种体制实际上强调了党委领导和集体负责。第三个时期，从1978年开始至1989年“六四”之前，进行校长负责制探索。这期间，教育部发布了一系列文件，包括中共中央在1985年颁发《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实行校长负责制，并且还在一些学校进行了试点，但在1989年“六四”事件以后而中断。这以后，对于学校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大学管理制度问题，我们基本上没有一个很清晰的思路。到1996年，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中明确提出，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1998年，《高等教育法》则以法律形式将其稳定下来。我国学校管理体制基本上是这样一种变化过程。
从实践来看，建立这个体制很不容易，是经过50多年探索后而建立的。所以不能简单地说它好或不好，因为任何事物都有其生长的土壤。但这个体制也造成了许多问题：一是党政分工不明确，这在实践中已经出现了很多问题。从很多文件来看，分工是明确的，但真正实行起来却很难操作。因为大学很多工作是交叉的。二是现行体制下教师、学生、职工的地位不明确，他们只有义务和责任但没有权利。现在来看，由政府所设计的高校管理体制的重心是在管理而不在服务。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从精神和文化层面上真正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几乎是不可能的。三是学校内部学术权力的缺失及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失衡。在一种制度中，其内部各种权力的平衡是非常重要的。就像鼎一样，如果它的一条腿断了，那这个鼎肯定再难以支撑起来。解放后知识分子始终是被团结、教育、改造的对象，何谈地位？一方面，行政权力和官本位意识越来越强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官本位意识、权力意识应该越来越谈，但我们现在却正好相反。原因是我们的资源都是由管理层来分配的，行政权力更加泛化且得到进一步强化，而各种学术委员会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小。虽然我们不能说学校存在学术权力真空，但学术权力的存在与作用发挥是非制度化的，对学校的影响常常是偶然发生的且不会影响学校整体，甚至学校机关对学术委员会的决定可以不执行，因为法律规定它只是一个审议机构。另一方面，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限制不明显，现在几乎都是由行政权力说了算，包括学术委员会的构成也是学校定的，而不是教授选的。再就是学术权力的主体缺乏。尽管我们有工会、教代会等各种组织，但同“教授会”“教师团体”等名称不是一回事，没有一个真正的“教授会”组织。四是学生权力处于真空状态，学生权益缺乏制度保障。
-------节选张斌贤《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原文出处：《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京)2005年11期；作者简介：张斌贤，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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