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百年，反思杏坛，重彰大学独立性之议再热，破题教育制度改革迫在眉睫。
积多年改革与发展共识，科教兴国一直是中国现代化的长期战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亦成诸多大学跨世纪目标。但全面审视中国大学教育，在硬件升级、院校合并与数量扩招等表面繁荣与喧嚣之外，充盈着更多对停滞经年的大学教育制度之变的批评与忧思。
本刊约请当年曾锐意改革，而今仍活跃在教育学术界的前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前复旦大学校长杨福家、前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和前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探讨中国大学教育体制改革如何回归正途。与以往不同的是，四位教育家的思考已溢出狭义的大学教育体制改革范畴，直指中国未来发展之基和动力之源——不独立，则无大学；无大学，则无大国。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历程，容易被外界忽略的一个重要制度、思想和人才发端即为教育制度、尤其是大学教育制度的率先改革。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扩大派遣留学生，这些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和长期安排，对于中国学统的迅速恢复和现代化进程的瞬时重启功不可没。由此才有整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各大院校成为学术重镇和改革干城。
但其后时移势易，大学简政放权遭遇逆转，以发展代替改革，以产学研一体化取代多元办学探索愈演愈烈，大学行政化、功利化渐成痼疾，产业化、庸常化汇涌成潮。欲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者多富贵气而无清贵气，而标榜教育大众化者则以规模扩招数字论英雄。
如此蛇鼠两端，既无世界级私立名校之精英意识和普世贡献，亦乏国民化公立大学之济世情怀和现实价值，基于学术泡沫的象牙高塔不稳，应为公众服务的国民教育亦乱。再不痛下决心推进大学教育制度改革，积重沉疴很可能令改革成果难以为继，大国强国之路将自弃于半途。
有大学，方有大国。正如金耀基先生所言，大学与现代化中国发展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从今天大学的情形差不多可以看到三十年以后中国整个社会的情形。引申其意，不外乎：大学无生气，未来无希望，精神不独立，思想不解放，人才不积累， 薪火无传承。
为此，众议已久的中国改革议程重启，或考虑从与亿万人切身相关的大学教育制度改革开始突破。如若我们建设自由民主文明之中国初衷不改，就宜及早着手以独立大学之精神熏陶万千莘莘学子，为现代化大业奠定坚实之基。
三十多年前恢复高考开启了改革进程，三十多年后松绑大学将再推改革前行。以国家和社会续行现代化，以作为自治学术共同体的大学培养现代性，如此齐头并行，方为可持续发展和长治久安之途。
大学问题始终是中国社会各界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4月下旬，清华大学隆重举行的百年校庆，再度触发公众对当下大学教育制度的讨论和反思。
在“科教兴国”的长期战略引导下，中国决策层和教育界提出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由此，全国各大高校迎来长达十数年的规模化大发展：硬件建设迅速改善，一些校园堪称奢华。但是，大楼林立，罕见大师，学术剽窃、欺诈却越来越多，腐败丑闻迭出，公信力丧失。曾被视为高雅清净之所的大学象牙塔，竟一再沦为公众嘲讽的对象。
对此有识之士忧心忡忡，高层人士亦不讳言中国日益凸显的大学问题。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多个场合批评大学的行政化和功利化，一再追问“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师”。清华百年校庆期间，前任总理朱基亦对大学存在的问题提出尖锐批评。
为什么中国的大学会出现诸多问题？症结是什么？怎样才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财经》记者专访了刘道玉、杨福家、朱清时三位大学校长，他们见证并亲历了中国高等教育30年的改革发展历程，对大学存在的问题有切身体会和深入思考。接受采访时，他们直面现实，坦陈己见。
刘道玉在上世纪80年代任武汉大学校长期间，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对高校改革进行了重要探索；杨福家在上世纪90年代担任复旦大学校长，2001年出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成为担任英国名校之长的第一位中国教育家；朱清时则在世纪之交担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达十年，2009年又在全球遴选中胜出，受聘担任南方科技大学的首任校长，致力探索中国大学自主办学新路。
三位教育家直言，中国大学普遍存在行政化问题，缺乏办学自主性，因此需要真正的教育家。他们认为，中国应该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排除行政权力的干预，恢复大学的独立性，将大学还原为学术共同体，回归“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正途。
需要真正的教育家
现在不仅没有“简政放权”，教育行政部门权力反而更大更集中了。实际上教育和经济一样，管得越少搞得越好，统得越死越没活力
《财经》：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因为没有进行实质性教育改革，至今教育体制仍然僵化，大学没有充分的办学自主权。但在大学内部，尽管有诸多可以解决的问题，也少有大学进行改革，大家似乎更乐于忙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这是为什么？
杨福家：西方的著名大学都是在世界范围来招聘校长的，而不是由本国教育部来任命。而国内的大学实行校长任命制，把行政化带到高校里来，这是造成今天大学不良氛围的一个重要原因。把一些大学的校长定为副部级，表面上是尊重，实际上是贬低。
在国外，大学校长绝对不会用行政级别来衡量，教育部长对他们都很尊敬。美国教育部长到哈佛大学，哈佛校长可以不与他见面。英国的教育大臣是内阁成员，他到诺丁汉大学里来，我们会见他，这是礼节性的，表示对他的尊重。但他说的话，对学校没有影响，更不意味着他所说的话就是“指示”，因为学校没有义务按着他说的去做。当然，英国的教育部长也从来不指示，他知道自己的定位。
诺丁汉大学有一幢15层的高楼，建得太高，布局很不合理。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到学校来看到后，曾建议把它拆掉。校方虽然也认为当初建造是个错误，但是如果拆掉又要花一大笔钱，所以至今仍然在使用。撒切尔夫人的话学校可以听，但结合实际情况后，不一定按照去做，她也不会追究“你怎么没听我的话”。因为学校应当是独立于政府的一个学术自治体，政府是政府，学校是学校。
朱清时：大学校长一定要懂教育，只有懂教育才能理解教授们的意志。所以，派一个同级别的行政干部来当校长，这种做法很不可取，因为人再能干，如果不懂教育（可是往往自以为很懂得），会把事情搞糟。
中国教育需要一批真正的教育家。教育家不是口头上封的，真正能够懂得教育规律，并且按照教育规律办事的才是真正的教育家。教育的最高规律就是不要以个人意志去干预教育，而要按照教育的客观规律去做。
比如，大学最根本的就是要有一个安静环境，让大家集中精力读书、想问题、做学问、搞教学，这样才能够把教学搞好。可是过去十年中国教育界最大的问题就是各高校纷纷建校舍、辟新校区、扩招，轰轰烈烈。这只对行政官员有好处，因为这是明显的“政绩”。结果把教育的根本破坏了。如果教师、学生不能安安静静坐下来看书、想问题、做研究、写教案，教育能搞好吗？一个真正的教育家一定真正了解教育的客观规律，不好大喜功，更不可能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刘道玉：中国不是没有人才，只是没有人才自荐、推荐、遴选的机制。如果没有正确的遴选机制，仍然按照考核和选拔干部的办法，即使有优秀的人才，也不可能被选拔到校长的岗位上。
现在的大学校长都是“空降兵”，只对上面负责，不对下面负责，不会真心地去研究教育，去研究怎么办好教育，只会说官话，只对任命他的部门负责，不需要听取群众的意见，群众有意见也无可奈何。所以，大学越来越行政化，干部越来越官僚化。因为干部官僚化，不是把校长视为职业而是视为官位，就产生不了真正的教育家。
1985年出台的《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就提出，必须从教育体制入手，要系统地进行改革，改革管理体制，在加强宏观控制的同时，坚决实行简政放权，扩大学校办学的自主权。
现在不仅没有“简政放权”，教育行政部门权力反而更大更集中了。例如，现在教育部管辖的直属大学越来越多。“文革”以前是23所，1978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确定的是34所，现在是76所。而且教育行政部门垄断了一切教育资源，比如招生指标的分配、统一考试的命题、考试统一录取分数线、优秀教师的评定、学校的评估、科研经费的分配等。实际上教育和经济一样，管得越少搞得越好，统得越死越没活力。
改革从何处入手？
现在有多少大学有章程？谁是按照章程办学的？如果各大学有了自己的章程并且切实遵行，教育部就不必什么都管。教育部要做的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监督大学是否依法办学
《财经》：教育制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改革似乎也千头万绪。针对中国的高等教育的迫切问题，最重要的改革应该从何处入手？
杨福家：解决体制问题，关键是三点：爱师爱生、依法办学、无为而治。“爱师爱生”不是空洞的说教，它与体制密切联系，不可分割。没有良好的体制就没有良好的氛围， 积极性没有充分发挥，其他的就都是空中楼阁。如果没有一个“爱师爱生”的大环境，就不能把老师和学生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其他就很难做到。
作为现代大学，做事要有规范，要依法办事。法律包括宪法、教育法等，在这些法律基础上，各所大学都应该有自己的“宪法”，就是大学的章程。其实，《高等教育法》早就明确规定，各学校必须要有章程。但是，现在有多少大学有章程？谁是按照章程办学的？有了章程，依法办事，最后达到无为而治。即在一定的规划（法治）下，“无为而治”或许是最好的“治”。如果各大学有了自己的章程并且切实遵行，教育部就不必什么都管。教育部要做的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监督大学是否依法办学。
现在大学体制的关键是“按法办事”，各大学都应该根据法律制定章程。西方大学的章程不需要校外组织批准，只要它没有违反本国的法律。在中国的特定情况下，大学的章程可以请人大会议批准。这样一来，各大学就可以按照自己的章程来办事，这就是“自主办学”的含义。
教育部的职责就是监督，保证国家的法律得到贯彻。美国教育部的大门口有两句话“教育公平，教育质量”，这是它要管的事情。只有这样，大学才能做到“自主办学”，才能有非常民主的气氛——“民主办学”也是高教法里明确规定的。
朱清时：其实，《高等教育法》有明确规定，所有大学都要有章程。但是高教法的许多规定都没有落实，因为它没有规定对违法的惩罚，没有惩罚就没有约束力，谁都敢去破坏它。
比如，高教法明确规定“大学要独立办学”，谁做到了？高教法明确规定大学必须有章程，中国有几所大学有章程？据说清华大学都没有章程。即使个别学校有章程，也不过是校内自己编写的规章制度，没有法律地位，没有处罚措施，随意性强，甚至校长、书记都可以随时修改，谈何约束力？即使有也变成毫无意义的空条文了。
我认为，中国高校要办学独立，第一步就是认真贯彻高教法，每一所大学都要制定章程，不仅规定应该怎么做，而且要规定违反了怎么处罚，让所有的人都对学校章程心存敬畏。要自治必须要有法律依据。在政府出资办学的背景下，大学自治一定要有法律依据，才能保护自治权。
大学要自治，关键就是权力不要干预，让大学作为学术共同体进行自治。从欧洲大学的成长历程来看，一部大学的历史就是大学自治的历史。和其他领域不同，教育的最大问题就是所有人都以为自己懂教育，都有一套理论和想法，谁都想干预，许多人是出于好心来干预，只要一干预就完了。
刘道玉：首先要恢复大学的独立性，没有独立性，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就无从谈起。中国教育改革需要从教育部改起，从教育部放权开始。
这个话题也提了快30年了，1979年时任北大校长周培源访美回来后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就呼吁教育部放权。当时教育部长认为现在不是放权，还要集权。他认为放了就会乱，集权才能管好。现在教育部仍然是这个思想：只相信自己的领导、控制权力的作用，而忽视市场的调节作用；只相信自己的能力和权力，不相信办学者的智慧和能力。
我们大家都看到，教育部近些年推出了许多教育工程，教育工程就是计划，教育工程越多，教育计划性越强，是典型的计划经济思维在教育战线上的表现。如果说中国经济体制转轨了，可是中国的教育依然停留在集权体制。大一统的体制与大学独立自治是对立的。中国教育需要进行一场真正的体制变革，关键是教育部要转变职能，坚决、彻底放权。
如何建设现代大学制度？
没有理想的大学制度，建设理想的大学就没有保证。中国未来教育的希望，不在于某一个领导人身上，也不是一个教育家的问题，关键在于制度，我们要敢于去改变现有的制度，开创未来
《财经》：中国需要建立什么样的大学制度？怎么才能够建成科学合理的大学制度？
杨福家：要建立现代大学制度，首先要知道一所大学有什么？
一是“有形资产”，包括大楼、图书设备等；二是“人力资源”，包括优秀的教师、学生与管理人员；三是“文化内涵”，独立思考，自由表达，宽容、不浮躁的学术环境，都是大学应有的文化；四是良好的办学体制。
理想的体制应该做到：尊重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教育事业还是应该由懂教育的人办。保证大学在国家宪法和法律框架内具有独立思考、自由表达的自主办学权。保证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
高等教育必须改革，大学改革的关键是体制改革。对此，从国家政府层面对一些重大问题作出决断是十分必要的。
我建议先在国内几所大学试点，尽量选得全面些。搞得好，三年以后可见初步成效。
朱清时：中国教育面临的根本问题是体制改革。
中国现在的教育体制，还是上世纪50年代学习苏联的，一直没有彻底改造过，这些年所做的主要还是修修补补的工作。对教育体制的改革，不能仅仅做些表面的修补。
一种运行了50多年的教育体制，是该到变革的时候了。现在我们这代人应该来考虑教育改革的历史使命了。大家不要再纠缠于那些细枝末节的问题，而是应该好好想想怎么把学校重新恢复成为学术机构，让学者都去追求学术卓越，而不是追求行政晋升，应崇尚真理，而不是崇尚权力。
中国的大学要建立现代大学机制，亟须像农村改革一样“去行政化”。就像行政权力不能干预农业生产一样，不要靠行政权力安排学校的发展，大学就是要让教授们按照教育的规律去办。
我认为，中国的高校改革要有安徽小岗村那样的试点，要走这一步才能够有真正的现代大学。要走出这一步也很难，尤其是老大学有盘根错节的利益和人员包袱，中国又需要社会稳定。老大学很少希望，中国需要很多新大学。
我看中国的大学改革，将是新大学按照新的体制运作，老大学按照旧机制运作，慢慢地新大学的水平越来越高，而且新大学走到前面以后，会逼着老大学进行改革更新。当然，这个改革过程是很缓慢的。
刘道玉：理想的大学制度与理想的大学是相辅相成的，没有理想的大学制度，建设理想的大学就没有保证。中国未来教育的希望，不在于某一个领导人身上，也不是一个教育家的问题，关键在于制度，我们要敢于去改变现有的制度，开创未来。
我所说的理想的中国大学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指为数不多的准备建成世界一流的重点大学，它们应当以研究高深学问为己任。这样的大学，应当拒绝功利主义，远离媒体，引导师生树立“以学术为志业”的价值取向。这样的大学应当是独立的、多元化的、开放的。
独立，就是没有依附性的；多元化，就是允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允许各校办出各校的特点；开放性，就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资源共享，既合作又竞争，在办学理念、人才质量上跟国际接轨。
有人以所谓“中国特色的大学制度”来排斥有价值的、在世界上被证明行之有效的现代大学制度。这种自我封闭的口号，就是开放的最大障碍。
从教育部到多数民众，仍然置身于教育改革之外，尚不知什么是教育改革，应当改什么，怎样改，由谁来改。所以，仍然需要教育改革的启蒙。■2011年05月10日15:12 《财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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