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表示，该校在起草《复旦大学章程》，其中会划分和限定各种权力，包括校长的权力。在当晚与媒体的聚会上，杨玉良感慨，校长的权力不能无边。他表示，复旦已作出规定并付诸行动，学校领导和部处负责人退出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复旦大学教学指导委员会，这就形成了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有效隔离。而且，学术委员会和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工作不是空架子，学校为此设计了专门的会议制度和“召见—问责”制度。学术委员会和教学指导委员会可以就他们认为重要的问题，单独召开会议，形成独立决议。
杨校长的这番言论，成为岁末年初，很“给力”的教育改革新闻。作为国家教育体制改革确定的26所进行“推动建立健全大学章程，完善高等学校内部治理结构”改革试点学校之一，复旦的改革行动，或意味着我国大学办学将告别长期来没有大学章程的困境，真正依法治教———1999年1月1日实施的《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设立大学须有大学章程，可至今为止，我国诸多高校并无章程。为此，舆论给予很高的期待。
杨玉良说，“我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但同时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无论是大学还是媒体，我们都需要理想的灯塔照亮现实的道路。”那么，复旦的章程，能否让理想照进现实呢？从复旦校长所称述的部分章程内容看，情形并不乐观。
比如，复旦改革设计的专门会议制度和“召见—问责”制度，这看上去也赋予了学术委员会独立运作的权力，把学术委员会作为学校最高学术机构，可是，大学校长会在乎学术委员会的问责吗？学术委员会又敢对校长问责吗？需要注意的是，我国大学校长，是上级任命的，而非公开选拔产生，这造成大学办学对上负责，而不对师生负责；我国大学内部的院长、系主任，也多是由学校组织部门考察任命的，而非教授们选举产生，包括学术委员会的成员，也多为“当然成员”———即因为担任学院院长，就列为委员，而非选举成员。依照这种任命关系，院长们、教授们都成了校长的下级，下级如何对上级问责？而大学校长也是上级部门的下级，又如何独立自主？———杨校长说“大学校长权力不能无边”，这是对校内而言的，在校外，大学校长还不是上级领导(甚至可能是级别比他低的处长、科长)想叫他做啥就做啥，卑微得可怜的。
制订管用的大学章程，要让理想照进现实，需要全面厘清、解决谁来界定权力、责任，建立何种机制落实这种权责界定，谁来监督落实《大学章程》等一系列问题。首先，必须调整政府与学校的关系，包括调整拨款制度、改革大学校长选拔机制、建立大学理事会治理结构，这三方面问题不解决，大学的财政独立性、大学的办学自主性、大学校长究竟是官员还是教育家，就难以明晰。在大学内部建立分权治理模式，基本上就是幻想。
其次，必须在校内推行学术自治、教授治校，不是大学校长自己说放权，而是制度让其没有多大权力，这包括实行校长职业化，要求校长与行政官员不得再从事学术事务；建立终身教授制度，保障教授的学术自治空间，防止行政人员以考核、聘用等名义干涉教授学术自由；建立学术共同体，教授委员会或学术委员会负责教师聘用、考核、评价、申诉等事宜，学校行政只是执行决策的机构。如是，才能把政府的财权、人事权转到大学，也能把掌握在大学行政领导手中的教育事务、学术事务决策权转到教授手中。真正做到举办权、办学权、行政权、教育权、学术权、受教育权明晰。没有核心权力的调整，“校长的权力不能无边”、“学术委员会和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工作不是空架子”之类的表态，就很可能停留在口号上。这样的事在过去10年中，反复在我国大学上演。
要制订这样的大学章程，仅靠大学自身的力量，是不可能的。而必须通过立法程序。对此，深圳的南方科技大学的做法，值得26所试点改革的大学借鉴，这就是应将已通过学校讨论、审议的章程，提交学校举办者所在同级人大常委会(南科大对应的是深圳市人大常委会)讨论、审议，这样通过、颁发的章程，就能成为法律。其决定的政府拨款方式、大学校长选拔机制、政府部门参与学校管理的模式、大学校内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权责，是必须依法执行的法律文本，不因政府换届、学校领导更替而变，社会司法机构、所有政府部门都得执行，而不是大学自娱自乐，连学生都可以不承认。
我们当然期待像复旦大学这样的国家重点大学，能通过大学章程的制定，开启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也正是由于如此，对于大学章程的制定，必须强调决策的科学与民主，不能基于一些似是而非的理念(实质是行政权换汤不换药的做法)设计大学内部的分权模式，也不能违背基本的决策程序，把本该立法的章程草率地变为大学内部规章。这样的章程，难以让理想照进现实，倒是只能给公众一个遥不可及的教育理想与十分不堪的教育现实。难以像温总理所说的那样，给老百姓以教育的信心。
2011-01-04 11:15 南方都市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