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2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开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公布了国家教育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及试点地区、试点学校的全部名单，同时要求从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入手，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努力解决深层次矛盾。
其中，有关教改试点的信息，早在此前的一个多月已有透露：“改革高等教育管理方式，建设现代大学制度”，是重要的专项改革试点内容之一，北京大学等26所部属高校试点推动建立健全大学章程，完善高等学校内部治理结构的实质，就包括探索行政权和学术权分离。
随后，这方面改革的具体做法在一些试点日渐明晰，以至“一退一进”一度成为高校的热门话题。“一退”指复旦大学校长宣布该校领导和部处负责人将退出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复旦大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一进”指山东大学召开的2010年第十四次校长办公会，特邀了3名教授参会，听取了他们就学校有关工作提出的建议。有“叫好”者称，“大家纷纷要求通过总结和完善尽快将其形成制度。”
然而，也有评论认为，此“一退”并非真正意义的学术权和行政权分离。依据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的相关规定，真正的分离，是实现校长职业化，要求校领导遵循利益回避原则，不能再从事学术研究。否则，只是退出学术委员会的校长，还照样掌握着资源调配权，如此，不仅会使原本就没有决策功能的学术委员会进一步成为摆设，更会使校长在此掩护下继续用行政权谋求学术利益。
对“一进”也有不同的评说。比如那3名参会的教授，不论是领导点名邀请，还是自愿报名参加，只要未经教代会选举，都不能被称为“教师代表”，因为“代表”意味着赋权和履责。还有，3名教授在校长办公会中占多少比例，有无表决权？
依据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对“现代大学制度”的描述，教育事务和学术事务的决策权，归属教授，学校行政是执行决策的机构，也就是说，不是行政领导开会，请教授出席，而是教授们开会决策，通知行政机构负责人参加，目的是让他们了解决策，然后落实决策。只有明确了这种权力与权利的关系，才可能避免建立起来的“现代大学制度”不伦不类。
有评论认为，作为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改革高校内部管理的教改试点，上述“一退一进”的改革举措，是经过师生广泛参与讨论、听证、审议的结果，还是校领导以自己的意见代表全体师生意见的结果，也值得追问。在以往行政治校的氛围中，教授们习惯了听领导指挥、被领导管理。如果不改变这一旧有格局，规划未来的教育蓝图就可能再度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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