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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以来，有关大学募款的话题总能引起广泛关注：去年岁末，一笔给母校复旦大学的7亿元“豪捐”，让中国泛海控股集团董事长卢志强收获了“中国好校友”的网络评价；几天后，《2016中国大学评价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大学社会捐赠总额突破750亿元，清华大学以101.82亿元的累积捐赠额位居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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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辄亿元、甚至上百亿元，乍一听，的确震撼。可若加以比较，却又映照出中国大学募款的无力。“据美国教育资助委员会最新发布的报告，美国高校仅在2014财年就获得各种捐赠总值374.5亿美元。虽然近几年美国经济不景气，但这仍比上年增加了10.8%。”云南大学高教研究院教授罗志敏介绍。
相去甚远的募款数额，意味着什么？
“未来，全世界高校都将面临‘办学缺钱’的困境，公共资金只是教育所需社会资源中的较小部分，只有调动起能支持教育发展的所有资源，才能共同支撑起一个规模庞大、由公立教育和私立教育共同构成的高教体系。”香港大学荣休教授程介明说。
当激活公共资源成为共识，中国大学该如何补上“募款”这一课？
国内高校对社会募捐“不重视、不透明”
国内大学有多少家从事募款的教育基金会？
两年前，刚过40岁的孙亚从校图书馆的岗位上调任教育基金会事务办公室主任一职时，大约是400余家。“按全国2000多所大学来算，实在太少了。况且这400多家良莠不齐，只有个别名校做得红火，其余很多压根就没有募款意识。”学信息管理的她，戏称自己是被迫“半路出家”：“其实圈子里真正专业的没多少。与欧美名校比，我们还处在募款的‘初级阶段’。”
有数据为证。在去年8月，76所教育部直属高校公布的2014年度决算情况中，清华、浙大、北大和上海交大年度决算均超过百亿元，但其收入来源主要是财政拨款收入和事业收入，捐赠收入占比极小。而反观世界名校，能否获得大笔捐赠是检验校长领导力的重要标准，社会捐赠也早已成为办学经费的重要支撑。“在去年哈佛大学公布的收入来源里，60%来自项目支持，30%来自学费，剩下10%全部来自捐赠。”程介明介绍。
刚进入某高校教育基金会两年，刘华却早已体会到中国高校“不差钱”的思维惯性：“几乎人人都认为，学校有公共拨款，捐赠只是锦上添花，有没有都行。”
孙亚也直言“工作压力并没那么大”。在这个成立于20世纪90年代末的教育基金会里，只有她和另一个年轻男孩；工作“只在校庆前后忙一阵”，“有人捐款就接着，要么就是项目到眼前了，临时找找人，真正成系统、有计划运作的比较少。”
“大多数重点大学，只想着争取国家经费，并不重视社会募捐。即便是获得了，在回报捐赠者以及用好募捐方面，也时常引发争议，比如学校回报给捐赠者冠名，学校和企业间进行利益交换、使用捐赠经费不透明等。”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直言，国内高校对社会募捐“不重视、不透明”。
高校募款，真没那么重要吗？
事实上，在如今众多世界一流大学评价指标中，募款能力早已成为重要一项；教育部此前公布的“985”工程大学三期评价体系中，也新增了“学校获得捐款在学校经费中所占比例”这一指标。
“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传统的高校财政模式已难以为继。当教育发展遇到很多机会的时候，只有财政拨款根本无法满足需求，‘四处找钱’必将成为高校常态。”曾任港大副校长的程介明从事募款工作多年：“这也有助于大学实现‘公币范式’向‘开拓范式’的转变。公币范式下，资源指导计划，高校往往少钱少干、没钱不干，预算就是极限；开拓范式下，有助于大学用梦想开创局面，让社会分担使命。”
落后理念羁绊大学募款发展
前不久，在听完程介明的一场“大学如何募款”的讲座后，孙亚对其中一个细节感触良多：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港大校长每周都会专门利用一个下午与学校筹款团队讨论工作。“在国内高校，没有‘一把手’重视，募款根本搞不起来。和其他职能部门比，不少学校教育基金会太边缘。领导有太多的事情要关注，教学、科研、引进人才……直到现在，甚至不少人认为募款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
刚刚就职时，孙亚也曾有过“积极开拓”的念头：“当时在跟某企业争取一笔捐款，想请校长‘出马’助攻，可几次跟校办沟通，他们觉得数额不大，‘没有必要’，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可就是这个让不少国内大学校长觉得“拉不下脸”的事儿，却是当今不少世界一流大学校长最核心的工作之一。
“在美国大学，校长、院长的第一要务就是募款，他要是没募到款，可能就得辞职。我有一次和几位老师去麻省理工学院见一位院长，我们早上见的他，他说中午不能和我们一起吃饭了，因为他要从波士顿飞旧金山，晚上要跟旧金山的一位捐赠者一起在机场吃饭，吃完饭以后他在机场的酒店过完夜，第二天一早再回来。你想，他用6个小时飞过去，再用6个小时飞回来，就是募款去了。这些校长、院长、知名教授每天有那么多事要做，但是募款这件事他觉得比别的事都重要。”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常务副主任潘庆中认为，中国高校对于募款的观念亟须加强。
但也有在“重视”方向上跑偏的。据报道，一年多前，在大连理工大学基金会成立五周年大会上，该校党委书记张德祥就称“甘愿磕头作揖为大学募捐”。
程介明并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募款不是伸手乞讨、不是委托，更不是买卖，而是让社会认同大学使命的过程，是一种共同理念的碰撞，一种‘强强伙伴’关系的建构。”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20世纪90年代末，为适应全球信息技术的发展，港大想给每个学生配一台手提电脑，这笔昂贵的开支只能通过筹款完成。“我们先后找了几家电脑供货商，谈的时候从‘改变世界的学习形态’入手，这就不是一场简单的筹款，而是梦想的实现了。”
建构募款文化是关键
中国高校究竟该如何补上“募款”这一课？
孙亚把目前国内高校教育基金会的状况总结为“三缺”：缺重视、缺队伍、缺文化。“我们甚至不知道，从哪些点能够打动捐赠方，让他心甘情愿地把钱掏出来。”
程介明认为，当下国内大学要做好募款工作，除了要具备清晰的理念，还要有一支会塑造项目的专业团队：“这个团队的核心成员最好是有着一定学术地位或者公信力的学术人员，最忌讳的就是随便找几个人就出去筹款，这一定不会成功。要知道，每一笔筹款都是你代表一个大学与社会达成合作的过程。”
科学的运作也至关重要。在为苏世民项目募款时，每见一个捐赠人，潘庆中都会明晰给出款项用途清单：“比如支持一个学生一年的奖学金需要多少钱，组织学生参加一个社会活动需要多少钱，一个田野调查需要多少钱。就像你买苹果手机，商家会把配置一一写清楚，让你知道钱花到什么地方去了。”
更重要的是一种募款文化的建构。
曾任哈佛大学校长的陆登庭总结过三个筹款秘诀，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在每年一度的校友返校庆祝大会前，站在会场入口同校友们逐一握手寒暄，笑容可掬地给每人送去几句亲切问候。”
“一定要做好捐赠人的联络和维护工作，千万不能‘有枣没枣，想起来才打一竿子’。从这个角度讲，基金会和校友会应该是募款的绝佳搭档。”程介明对此深以为是：“还要经常性地组织一些联络活动。在做募款工作时，我使用最多的领带颜色是红色和黑色，红色用来参加生日会，黑色参加丧礼。只有先和捐赠人成为朋友，才有进一步达成共识的可能。”
（光明日报记者 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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