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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贵州大学校长郑强在其获得的2015年“学生最喜爱的大学校长”称号颁奖礼上指出，目前中国的大学将过多的精力及投资放在所谓的名人身上，而不是学生身上。他认为，大学不该只为名角儿打造。（1月25日《中国青年报》）
自从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提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一大学治校理念以来，有更多的“大师”坐镇以及能培养出“大师”，就成为中国社会对于大学质量优劣最重要的评价标准之一，也成为有理想的大学校长孜孜以求的治校目标。然而，对“大师”的渴求必然指向大学对于“名角”的超常关注。从这一点来看，郑强校长对于大学淡化过分关注“名角”的呼吁，似乎与追慕“大师”的中国大学传统相悖。
然而，如果结合中国当前大学的现状来看郑强校长的吁求，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大学当前对名人的过度关注实际上恰恰与求“大师”的中国大学传统相悖。因为，不论是中国大学实际现状，还是郑强教授对中国大学的分析，关键都在于一个问题——行政色彩太浓。正如郑强校长在获奖词中所说的：“现在我们所有的所谓副部级大学、所谓的顶尖级大学的校长不是学生选的，被看成是官。”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正因为校长是官，正因为大学行政色彩太浓，大学对于名人、名角的过分关注也打上了浓厚的行政烙印。实际上，当前在大学叱咤风云的所谓名人，或身兼官员身份、或由政府部门钦定，无论是“院士”还是“长江学者”，他们都体现出行政指令的色彩。也正因为行政色彩浓厚，与大学对于名人过度关注相伴随的在资源及精力上对于名人的过分倾斜，背后对或隐或现地存在着一根由行政部门操控的行政指挥棒。
实际上，虽然梅贻琦校长认为大学乃是“大师”之谓，但其口中的“大师”与当今大学中的“名人”恐怕不是一回事。因为行政化色彩相对稀薄，所以“大师”在产生方式上必然基于学生的评价与学术同行的认可，这样的“大师”需要满足及回应学生及学术同行的要求及期待，就具有坚实的学术基础与学生基础。可以说，“大师”虽是“大师”，但他是在服务、教育学生的过程中凸显出来的，所以本质上，“大师”依然体现了学生的诉求。但因为行政化色彩相对浓厚，当今大学中的“名人”们在产生方式上往往基于行政部门的指令，由此导致“名人”们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迎合行政部门的期待、满足行政管理者的要求之上，从而挤占了他们本应在教学及科研中投入的精力。就此而言，“名人”体现的本质上是行政意志，与“大师”不啻判若云泥。
所以，大学淡化过分关注“名角”关键还是要“去行政化”。必须承认，“大师”或者“名师”是一个大学不可或缺的，也是提升大学质量的重要条件，对于这一点，恐怕郑强校长也不会否认。但正如上文所说，真正的“大师”或者“名师”必然基于去行政化之后学生的拥戴及同行的认可，而非主要依赖行政指令的判断。而在“去行政化”之后，“名角”的产生路径发生变化，学生的拥戴与同行的认可成为“名角”产生的必要条件。在这样的情况下，关注“名角”本身就意味着对于学生诉求的关注，二者才能结合为一体，“名角”与学生、同行的良性互动关系才能形成。（岳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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