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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树国（全国人大代表、西安交通大学校长）：
我们在服务“一带一路”的时候，实际上是按照一流大学建设的目标，把“一带一路”的内容融入其中；反过来，我们在建设一流大学时，也把一流大学建设的内容融入国家“一带一路”的计划之中。
赵跃宇（全国政协委员、广西大学校长）：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一个互利互惠的机制和平台，这个平台不是建立在贫瘠的基础上，而是在富裕的基础上，必须要有高质量的高等教育。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丝绸之路”新构想。5年来，“一带一路”写进了党的十九大报告，写进了新修订的党章，逐渐成为全社会乃至全世界关注的热点。这也给高校提出了一些问题：“一带一路”中高校应发挥什么作用？在服务“一带一路”上，学校已经做了哪些努力？又遇到了哪些问题和挑战？3月5日晚，全国人大代表、西安交通大学校长王树国，全国政协委员、广西大学校长赵跃宇做客中国教育报刊社“两会e政录”，围绕“一带一路”热点问题接受了中国教育报记者专访。
如何认识“一带一路”
记者：请问两位校长，您心中的“一带一路”是什么样子？现在社会上对“一带一路”的认识，您觉得还有哪些不够全面？
王树国：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我认为“一带一路”是在这一基础上构建出来的。中国今天的发展是在世界格局下来规划的发展，“一带一路”恰恰就是这一载体。承载的是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在地球上大家是同一个命运共同体，我们愿意和大家共同分享中国的经验、中国的成功，一起奔向未来更美好的世界。
赵跃宇：“一带一路”是中国按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整体理念，构建的一个未来社会互利互惠、共建共享机会的重大倡议。对中国及“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来说，都是一个机遇。
记者：“一带一路”主要是丝绸之路经济带，这里面有经济两个字，有人认为它跟经贸关系更大一点，跟我们大学的关系不是太大。
王树国：在整个人类社会持续发展中，经济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真正重要的是民心。“一带一路”是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此基础上必然会产生经贸、文化的往来，甚至其他方方面面的往来，这也是我们最终需要达到的目的。经贸只是一个桥梁，或者说是一个过程、一个手段，不是最终目的。
赵跃宇：“一带一路”的战略核心还是在经济，但是发展经济的根基应该还是要民心相通。怎样做到民心相通？我认为要有个抓手，这个抓手就是教育。
记者：西安和南宁都是“一带一路”建设上的重点城市。你们对于“一带一路”的认识会不会因为学校所在位置而发生改变？
王树国：我认为这和在中国的哪个省份并无关系。一是“一带一路”是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其中包含中国国内的各个省份；二是“一带一路”是未来发展的一个世界性倡议，需要大家共同参与。“一带一路”是未来或者21世纪全球经济社会新秩序的一个再造，再造的基础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以作为教育者，作为面向未来的工作者，一定要参与到“一带一路”，并且要在其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赵跃宇：我在湖南大学工作的时候，对“一带一路”的认识的确跟到广西大学之后是不一样的。在湖南时我认为“一带一路”是国家的一个重大倡议，大学应主动在“一带一路”中去寻找自己发挥作用的着力点。到广西之后我的认识发生改变，因为中央对广西在“一带一路”上有一个整体定位——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的纽带关键点。对广西而言，因为跟东盟的很多国家相邻，因此在“一带一路”的整体体系里，广西应该是面向东盟的一个门户。
记者：“一带一路”倡议对现在的年轻人，特别是在校大学生来讲，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王树国：影响还是很大的。最初我提出要建立丝路大学联盟的时候，学校很多教师甚至很多学生也提出过疑义。我认为，一个伟大的大学，不在于你的伙伴有多么伟大，而在于你自身是不是有一种伟大的文化、伟大的精神，这种伟大的精神就是包容。中国是一个很包容的国家，中华民族的文化一直生生不息，我们对外交往也是如此。
交大的留学生覆盖国达到137个，这些留学生的到来，把不同国家的文化呈现在中国学生面前，带来一个全球观的意识。尤其是21世纪，需要让学生开阔眼界，站在世界的角度来反观自己。
赵跃宇：“一带一路”给大学生带来的，一是要转变观念，真正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上来思考自己、思考自己的单位、思考中国社会。二是文化之间要相互交流，如果文化不交流，就会走向闭关。广西大学地处南宁，所以留学生中有百分之七八十来自东盟国家，这些学生的到来使得我们跟东盟之间产生了很多的联系。三是“一带一路”通过与其他国家共建的方式来促进共同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能够给学生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
如何服务“一带一路”
记者：60多年前，交通大学主体由上海迁到了西安，把一所大学跨越上千公里整体性搬迁，西安交大当年是怎么做到的？为什么必须要这样做？
王树国：西北是重工业基地，是国家未来的战略后方，当时它急需一批人才来支撑建设，需要一所非常好的大学来培育人才，所以就把交通大学从上海迁到西安。就像当时参与西迁的15位教授给总书记写的信一样,“我经历这段历史是不后悔的，因为我作了一个正确的选择,我把我青春的时光奉献给了最应该奉献的地方”。我们通过老一辈人的爱国奉献精神，在新时代、新形势下反思：一所大学的价值就是大学的精神，我们把这种精神和育人、师德师风紧密联合起来，现在这种精神已经成为助推西安交大建设“双一流”有力的思想助推器。
记者：1952年，国家进行高等教育结构调整，把广西大学拆掉了，为什么1958年要重建广西大学？
赵跃宇：当时，内地一些好的工业企业逐步搬到了广西境内，经济建设对于人才的需求非常强烈，因此中央提出恢复广西大学。广西大学重建时，第一批教师是1952年院校调整之前在广西大学任教的一批教师，只有17人，形成了广西大学的基本力量，基础非常薄弱，发展非常艰难。
记者：假如我们国家今后还有一个新的战略布局，比如“一带一路”、雄安新区的建设，也需要高等教育类似的调整吗？
王树国：现在我国的高等教育普及率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我们更多的不在于量的均衡，而是质的发展。如何让我们培养学生的质量能够快速在国际上居于一流水平，甚至引领某一个学科领域，我觉得这才是当务之急。
赵跃宇：广西的高等教育整体规模目前还不是很大。特别是在一些跟越南、泰国比较近的区域里面，甚至还存在着一些盲点。这些盲点，有可能会有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从全国的角度上来说，规模已经不是大问题，目前最关键的是高校的质量。
记者：在服务“一带一路”方面，你们在办学方向上做了哪些调整？
王树国：当丝路大学联盟建成，学校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也给学生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我发现中国人在各个国际组织当中任职的数量很少，甚至还远不及一些经济不如我们的国家，于是我们选派学生到联合国去挂职、实习。同时，积极主动地推动学生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学生在一起，给他们介绍中国。我们想把西安交大看作“一带一路”的桥头堡，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
赵跃宇：广西大学为了帮助“一带一路”面向东盟，出台了一系列举措。一是在学校的人才培养体系里，正式提出要培养具有国际眼光的学生。瞄准东盟，把对东盟国家的一些语言、文化、历史等，正式列入学校本科生的培养计划。二是设立东盟国家9种语言的本科专业，把目标定位为：培养了解东盟国家各个方面的综合性人才，并进入到学校的东盟研究院，接受综合性培养。三是师资队伍建设，不仅找语言教师，也要找相应国家的历史教师来教授这门课。同时，希望未来把东盟国家的留学生和我们学校的学生混合住在一块，增进学生之间的交流和感情。四是与东盟国家高校开展深度合作，现在我们在做的“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就是其中之一。
记者：大学在服务“一带一路”方面，还有哪些困难？还需要国家和社会提供哪些支持？
王树国：政府对学校的支持超出了我的预期。比如，西安市委、市政府专门针对西安交通大学出台了西安交通大学30条，再比如新建的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地方政府对高等教育越来越重视。
同时大学也要从自身考虑，以贡献求支持。希望政府多拿我们做一些改革的试点，让我们在改革的路上多去尝试一些还没有实现的东西，去破解一些阻碍我们发展的障碍，去探索未来发展更好的道路。
赵跃宇：去年，自治区党委、政府专门为广西大学的“双一流”建设和综合改革出台了两个文件。一方面明确了广西大学能够从自治区得到支持，另一方面就是改革。这两个文件，使得广西大学未来发展可以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广西大学的基本条件、师资队伍比较薄弱。未来，一方面广西大学还需要政府的更多支持，改善办学的基本条件；另一方面，在学校的办学过程中，我们还需要增加一些核心办学要素。
“一带一路”与“双一流”
记者：“双一流”建设和服务“一带一路”会不会有矛盾的地方？
王树国：不会有矛盾。服务“一带一路”和建设“双一流”是互相借力、互相促进的。我们在服务“一带一路”的时候，实际上是按照一流大学建设的目标，把“一带一路”的内容融入其中；反过来，我们在建设一流大学时，也把一流大学建设的内容融入国家“一带一路”的计划之中。这是一个相互融合的过程。
西安交大很多院士，当年就是在那样一个机会出国了，回来之后就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我们为什么不能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培养出一批类似的精英人才呢？这批人才不仅将来能够帮助他们的国家快速地发展起来，对于构建一个和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也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赵跃宇：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一个互利互惠的机制和平台，这个平台不是建立在贫瘠的基础上，而是在富裕的基础上，必须要有高质量的高等教育。把大学建好，实际上也是对“双一流”“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支持。像广西大学这样的高校迫切需要建成一流大学，这样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学生就会更有吸引力，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
记者：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的时候，教师会不会认为是把我们的水平降低了？用什么办法来促进教师跟这些国家的大学合作？
王树国：我们现在的做法是一体两翼：一方面我们绝不故步自封，要向那些比我们更好的学校虚心学习；另一方面我们绝对不自卑、自暴自弃，要有充分的自信。我们在渴求别人帮助的时候，一定要想到有人也在渴求我们的帮助。反过来，因为来了一大批留学生，也倒逼着学校教育教学改革、学术水平提高，使西安交大的国际化程度得到了快速提升，大大促进了学校的内部管理、教学水平、办学思路、办学方向，甚至包括基本建设的国际化。
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都有精髓，都有我们所不及之处，任何一个学校或国家不能把眼睛只盯在自己身上。
赵跃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特定的文化和自然条件。广西大学地处热带亚热带地区，大部分东盟国家也是在这个区域，因此共同面临的问题比较多，比如生态、地质等问题。这些共性的话题，实际上可以变成两个国家大学之间共同开展合作研究的载体，也会推动我们的发展。
记者：从传统意义上讲，西安交大和广西大学的区位优势都不是太明显。“一带一路”会不会成为一个契机，能够破解两所学校的发展困局呢？
王树国：一定是一个契机。当年建设大西北的时候，国家将重工业都放到大西北。但随着改革开放，沿海地区发展起来了。现在“一带一路”来了，我认为整个世界是一个周而往复、螺旋式上升的阶段。国家要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区域不平衡也是其中一部分。当前这个历史时期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遇去解决这个问题，我想未来中西部的发展，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的发展，一定是未来全球关注的热点。
赵跃宇：对广西大学而言，我深切地感受到“一带一路”是一个巨大的契机。广西大学地处广西，属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欠发达，文化的整体实力不是特别强。随着“一带一路”的建设，需要有一个非常好的大学来提供一些服务，不仅是服务当地，还要服务于“一带一路”的其他国家。因此我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机遇，“一带一路”是广西大学未来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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