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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场风起云涌的世纪革命在根本上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一个过程，学术亦不例外。中国史学原本就有经世致用的传统，当然更不可能游离于“革命”这个主题。所以从史学史、学术史的视野来说，郭沫若开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也是在20世纪中国史学从传统向现代发展的进程中实现的。
作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代表人物，郭沫若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界的学术成就与地位毋庸置疑。然而，在当代史学研究领域出现多元化取向的情势下，对郭沫若的评价或被质疑或被模糊，甚至被颠覆。个中缘由，既源于对唯物史观史学做历史思考时走入误区，也由于将郭沫若史学研究等同于郭沫若史学论著（其阐述的种种学术观点）研究所造成的偏谬。
郭沫若进入学术领域并领一时之风骚已为往事，但那是现代学术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存在，具有开拓意义的存在。我们今天来回看、评说这一学术文化存在，当然不应该“架空”历史，更不能妄说历史。然而实际情况是，在说到史学家郭沫若的时候，许多人已经忽略，或者说不清郭沫若是怎样走进了史学，并且走出了那一片辉煌。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回到80余年前的历史场景中，再去看一看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
转向历史学研究
“想运用辩证唯物论来研究中国历史的发展”
1928年仲夏，携家人流亡日本、避居千叶县市川市乡下的郭沫若又被一种写作欲望扰动了。他已沉寂了近半年，其间主要精力都用来读书，因为一方面，远离国内生活现实，削弱了他的文学创作冲动；另一方面，与创造社同仁开展的文化批判运动，迫使他大量阅读社会科学方面的理论书籍，广泛涉猎文学、文艺理论、哲学、经济、历史等社科领域书籍。与此同时，经受过大革命风云激荡的洗礼，国内思想文化领域正围绕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问题展开激烈讨论。亲历了大革命的郭沫若当然也在思考这些问题。
于是，在阅读与思考中，郭沫若萌生了学术写作的冲动：“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他生出一个雄心勃勃的念头：“想运用辩证唯物论来研究中国思想的发展，中国社会的发展，自然也就是中国历史的发展”。同时，也“想就中国的思想，中国的社会，中国的历史，来考验辩证唯物论的适应度”。
那么，从哪里切入学术思考？郭沫若首先想到把幼时背得烂熟的古代典籍《易经》做一番研究。在东京的旧书店，他花六个铜板买了本日本版《易经》，还是明治时代水户藩的藩学读本，就这样，他开始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很快便写出《周易的时代背境与精神生产》一文，在上海《东方杂志》上连载，初秋之际又完成了《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的反映》的初稿。一年后，他将考察和研究中国古代社会陆续撰写的一组论文及“追论及补遗”三篇汇集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由上海联合书店于1930年2月出版。三个月后，郭沫若又增补了根据新见史料所作“追论及补遗”七篇，印行了该书第三版，始成内容完整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甫一出版，即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激起很大反响，成为论战各方关注的焦点。学术界关注的不仅是他的观点，更关注他的历史观和研究方法。《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标志着郭沫若以唯物史观史家的学术姿态登上中国史坛，也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拓荒之作。
从文学创作骤然转向历史学研究，从革命活动转入学术领域，郭沫若在人生道路上的这一转变，颇有点戏剧性，而且看似带有某种偶然性因素（譬如，他的流亡之地如果不是在日本，他或许不会走进中国古代史和金文甲骨之学）。不过这一带有偶然性的选择，实际上正表现出郭沫若身上所葆有的创新意识和创造精神。从五四时期以新诗歌创作登上人生舞台起，郭沫若便始终保持着锐意进取的姿态和文化创造的活力。他总是敢于挑战传统的思想观念，从不株守成说，勇于开拓新的人生追求，弄潮于时代激流的浪头。
郭沫若进入历史学研究领域，是在他认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所以用唯物史观来考察中国古代社会，支撑自己的学术研究，在他而言是一个必然的归宿。这并不单纯是对一种学术流派或学术思潮的认同，更是维系于对一个科学思想体系的信仰与理性认知的选择。正如郭沫若致成仿吾的信中所写：“马克思主义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唯一的宝筏”。
接受马克思主义
“把我从歧路的彷徨里引出了的是它”
郭沫若接受马克思主义不是在朝夕之间，而是经历了一个认知学习的过程。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即接触过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但那时仅将其作为近代以来西方思想文化的一个派别予以认识和了解。而对他更富有吸引力的是泛神论、生命哲学，是斯宾诺莎、伯格森、尼采，是“所谓个性的发展，所谓自由，所谓表现”。然而，当郭沫若回到国内，接触到“水平线下”的中国社会，对于中国社会与现实有了比较切实的观察和了解之后，他的思想逐渐发生变化，“从前在意识边沿上的马克思、列宁不知道几时把斯宾诺莎、歌德挤掉了，占据了意识的中心”。
1924年，郭沫若翻译了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这使他较系统地阅读、了解了马克思主义。这种阅读和了解不是照本宣科、机械接受，翻译的过程同时是学习、思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因此，他能够看到河上肇著作的不足之处：“作者只强调社会变革在经济一方面的物质条件，而把政治一方面的问题付诸等闲了。”《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的翻译，使得郭沫若在思想上发生了飞跃。他说：“这书的译出在我一生中形成了一个转换期，把我从半眠状态里唤醒了的是它，把我从歧路的彷徨里引出了的是它，把我从死的暗影里救出了的是它，我对于作者非常感谢，我对于马克思、列宁非常感谢。”郭沫若“凿死了”思想上的“混沌”，马克思主义作为世界观、方法论，作为一种科学信仰为他所完全接受。
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进入人生与思想转换期的郭沫若，首先在文学观念、文学创作、文学理论著述等方面摈弃了五四时期以个性本位为思想主导的观念意识。他从理论阐释到创作实践上大力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与创造社作家一起开展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批判。继而他又投身国民革命的社会实践之中，历经北伐军旅、南昌起义的炮火硝烟。郭沫若再次回到文化战线，虽然是走进一个新的领域——学术研究领域，但他将以什么样的文化姿态前行，其实已经是不言自明的。在郭沫若那一代知识分子中，有他那样的社会经历、文化经历、革命经历，而又能在学术上登堂入室的人，确是凤毛麟角了。
入史学之门前传
“历史癖”与“爱科学”
郭沫若没有学院派的教育背景，他走进历史学研究领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让我们从另一角度看到他学术生涯富有特色的一面。
青少年时代，郭沫若从读家塾开始，到就学高等小学堂、中学堂，系统地接受了传统文化的教育。高等小学堂帅平均先生和嘉定府中学堂黄经华先生所讲授的经学，是郭沫若最有兴趣的课程。郭沫若自谓其文化个性中的“历史癖”，即是从这样的学习阅读中培养而成。
帅、黄两位先生恰好都是清末经学家廖平的弟子，在他们的课堂授业中自然给学生传授廖平的学问之道。廖平尊崇今文经学，贬抑古文经学，讲“信古”同时讲“疑古”，开启学术界厚今疑古之风。他的经学思想凡六变，还力倡“托古改制”，很有些离经叛道的意味。郭沫若在一次听帅平均按廖平观点课堂讲授《礼记》中《王制》一篇后大受启发，曾作诗三首，其中一首写道：“博士非无述，传经夹注疏。先生真有力，大作继程朱。”他称廖平“在新旧过渡的时代，可以说是具有革命性的一位学者”。郭沫若后来好作翻案文章，不迷信成说，他在五四时期用现代启蒙思想的观点阐释传统文化精神的思路，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时因对文献典籍流传之中的真实性产生质疑，转向地下考古发掘的史料去寻找古代的真实，进而开始对甲骨金文的研究，凡此种种，都与廖平治学理念和学术思想对其影响不无关系。
负笈东瀛，郭沫若开始在日本九州帝国大学留学，并选择了医学专业。这是他在“科学救国”时潮中所做的选择，文史之学那时被看作无用之学。整整十年，郭沫若经历了与在国内求学完全不同的学习过程，概言之：“读的是西洋书”。郭沫若系统学习了西方近代以来的自然科学知识，并接触了前沿科学理论。譬如，他听过爱因斯坦讲“相对论”，观摩学习巴甫洛夫的生物学试验。与此同时，他还大量阅读了西方近代以来文学、美学、哲学等人文与社会科学著作，这让他在弃医从文之时能够从容不迫地转身。
郭沫若曾用一个短语，概括其留学十年的收获：“爱科学”。那是他在1955年率领中国科学代表团访问日本，重返母校作讲演时说到的。他感谢母校的教育给予他两样东西：爱祖国、爱科学。所谓“爱科学”，其实就是赋予他以科学精神、科学思维。医学、自然科学的学习，或许并不能直接运用于历史学研究，但是科学精神的涵养、科学思维的训练，是任何一种学术研究所不可或缺的。
两段不同的学习经历，从传统到现代、从东方到西方，不同学科领域的知识积累，使郭沫若的知识系统具有跨越学科和时代的丰富性、开放性与包容性。这使他具有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互融通的能力，将科学思维与形象思维统合在一起的能力。这正是他所推崇的像歌德那样的文化巨人所具有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识与能力。
开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这样的社会生出了这样的一个人”
郭沫若的个人经验、社会经历、文化背景、文化个性都有其独异之处，多重因素集合在一起，让郭沫若具有了一些他人难以望其项背的文化特质。所以他能够在学术思想上（当然不止于此，譬如，在文学创作上）得时代风气之先，领时代风气之先。尽管如此，郭沫若个人所做的文化选择，其实还是包含在时代必然发展的选择之中。他，也可以说是生逢其时。
20世纪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有一个突出并且贯穿整个世纪的主题：革命。推翻几千年封建专制皇权的辛亥革命、进行现代思想启蒙的新文化运动、废文言兴白话开创新文学的文学革命……从国体、政体，到思想、文化、经济、法律、教育……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无不进行着革故鼎新的变动。这一场风起云涌的世纪革命在根本上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一个过程，学术亦不例外。中国史学原本就有经世致用的传统，当然更不可能游离于“革命”这个主题。所以从史学史、学术史的视野来说，郭沫若开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也是在20世纪中国史学从传统向现代发展的进程中实现的。
向西方思想文化学习先进的东西，是20世纪中国史学各个学术流派都曾持有的态度，包括被视为文化保守者的学衡派、南高史地学派，这给中国史学提供了许多选择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开始时处在一个非主流的地位。但是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进程，引领了社会革命、政治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势必会在思想文化领域逐渐壮大，从非主流走向主流。郭沫若在这样的历史态势中走进历史学，可以借他自传“前言”中的一句话说：正是“这样的社会生出了这样的一个人”。马克思主义具有的真理性，是建立在它的科学性、实践性之上的。郭沫若以他的学术研究，为中国史学验证了这一点，所以他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有筚路蓝缕之功。
在完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并进入到古文字研究领域之时，郭沫若曾为东洋文库主任石田干之助题写过一首诗：“呢喃剪新谱，青翠滴清音。对此欣欣意，如窥造化心。”石田干之助为郭沫若开始甲骨文研究提供了很大帮助，郭沫若为之题诗有答谢之意。而诗中表达的是他在做出新的人生选择之后充满自信、欣然雀跃的心情。尽管马克思主义当时在中国社会还远未成为主流思想，《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引起的关注也是批评乃至攻击多于赞誉，但郭沫若仍有理由自信。他的学术自信，源于他在理论上的自信，他相信唯物主义、辩证法可以科学地阐述、揭示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及其未来走向。郭沫若此后在历史学术领域的耕耘、收获，也诠释着他的自信。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研究员、中国郭沫若研究会执行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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