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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随着全球化的迅速推进,人类语言加剧衰亡。受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影响,人们曾经认为语言衰亡是由语言本身强弱所致,这一观点的影响至今还未完全消除。语言的衰亡本质上是由语言所在社会环境各种因素运动所致,相关社会的语言意识、语言政策以及语言生态直接影响语言的生存与发展。语言的衰亡,对一个民族而言,将会导致民族文化甚至整个民族的消亡;对整个人类而言,不仅会让最宝贵的文化遗产流失,而且将破坏人类另一个赖以生存发展的生态环境———文化生态。
【关键词】:语言衰亡、语言战争、语言人权、文化生态
【本研究】得到国家语言文字应用“十一五”科研项目重点项目“国家外语发展战略研究”(zd115-01)和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中美外语教育与政策比较研究:1990-2010”(10yjat40006)的资助。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此项研究得到该中心资助。
一、引言
根据美国sil的最新估计,世界现存约6800多种语言,其中90%的语言将在今
后一个世纪中灭亡(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2010)。人类语言衰亡,古已有
之,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推进,语言衰亡的速率愈来愈快,已成为国际社会高度重视、学术界广泛关注的严峻问题。人们以前所未有的严肃态度开始着手从不同角度关注语言衰亡,呼吁人类社会以理智公正的态度对待语言及语言衰亡现象,积极挽救垂危语言,维护语言文化的多样性。2002年5月,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
(boutros ghali)在接受南京大学名誉博士学位仪式上所作的题为“多语化与文化的多样性”的演讲中指出,当今世界,每两个星期就有一种语言消失,于是与之相关的传统、创造、思想、历史和文化也都不复存在(加利2002:8)。语言学家david crystal在《语言灭亡》一书中告诫人们:世界现有的6000多种语言中只有600种暂时还处在“安全”状态,至21世纪末,整个世界将被少数几种语言所统治(crystal 2000:i)。那么,语言衰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其本质是什么?会给人类社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这是维护语言文化多元格局、促进人类社会健康发展必须首先澄清的理论问题。
二、语言衰亡的误读
人们曾一度受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影响,从生物学角度观察和理解语言灭亡现象。他们把语言比作生物,强弱有序,生死有则,因此认为语言灭亡是自然竞争强者生存、弱者淘汰的必然结果。如1827年,德国学者franz bopp认为应该把语言视为有生命的自然物体,它们是根据一定的法则形成,并以自身所拥有的生命规律而发展,直至逐渐死亡(参见jesperson
1922:65)。语言与生物的简单类比为“语言进化论”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既然语言与生物同样具有生死存亡的规律,一如生物,语言也有进化的问题。因此,一些语言学家认为:语言衰亡与语言本身的生命力有关,有些语言比较成功,主要原因是它们比其他语言具有更强的适应能力(hymes1961:58;hill 1983:259;mcmahon 1994:314-340)。
语言进化论的重要基础是“语言价值的区别”。19世纪初,august
wilhelm von
schlegel和friedrich von schlegel把人类语言划分为孤立语、粘合语和屈折语三
类。wilhelm
von humboldt认为,屈折语是发展最完美的语言,粘合语次之,孤立语最不发达(liedtke 1996:6)。同一时期德国另一位语言学家august schleicher把语言分类与社会组织形态联系在一起,认为孤立语是以家庭为社会组织形态的人群所用的语言;粘合语是游牧民族的语言;屈折语是有高度发达的政治组织形态的民族所用的语言。因此,孤立语象征人类的诞生期,粘合语象征成长期,屈折语是人类的成熟期。而friedrich müller认为屈折语是具有政治或国家制度的高度发达社会的产物(campbell 1997:58)。
美国人类学家lewis morgan把人类社会的文明分成七个等级,指出欧洲白人
文明是最高等级的文明,其他文明处在白人文明之下(hinsley 1981:29;adams1995:15)。语言学家john powell把morgan的思想推广到语言研究领域,认为一门语言的语法是社会进化的自然产物。野蛮时代是“句子词汇”(sentence words)的时代;原始时代是“词组词汇”(phrase words)的时代;文明时代是“思想词汇”(ideawords)的时代(powell
1888:121)。
语言进化观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一个重要思想,本质上是一种语言歧视理念,
因为它们是以欧洲白人的立场出发,以白人的语言作为中心,确立标准,划分等级,
判别优劣而构建的理论。按照他们的观点,世界上除西欧一些语言外,大部分都是
落后不发达的语言,都是“家庭社会形态”或“游牧民族”的“低级”语言。在他们的理论框架中,汉语是孤立语,是没有高度发达的社会组织形态的语言,是最低级的语言。这显然是无稽之谈。即使在语言进化论盛行时期,也有一些有识之士对此提出了批判和否定(参见didrichen
1974:295;campbell 1997:38)。把语言进化论放到现代语言学话语当中审视,其荒谬性更加显而易见。
用语言进化理论解读语言存亡现象,答案变得很简单———适者生存。语言的灭亡成了自然现象,这大概是以往人们认为语言衰亡理所当然、而今还有不少人对语言衰亡麻木不仁的主要原因。然而,语言进化论不仅没有真正揭示语言灭亡的本质特征,而且为文化压迫和语言打击提供了理论依据和道义支持。劣等语言不仅应该让它们自生自灭,而且必须尽快地消灭,由优等语言加以取代。在这一理论框架中,所谓的优等语言不断得到强化,劣等语言不断遭到排挤打击,直至灭亡。大量北美印第安语的灭亡便是一个鲜明的例子,自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以来,数以百计的印第安语走上了灭亡之路,至本世纪末,原有500多种语言的幸存者将会是个位数。它们的衰亡是踏上美洲大陆的白人以语言进化以及文明进化理念指导下对印第安语言文化进行打击与消解的结果(蔡永良2003,2007,2011)。
三、语言衰亡的社会观
从语言进化理论角度出发讨论语言灭亡的原因,其着眼点是语言本身。然而,
语言衰亡的原因不在语言本身。美国语言学家morris swadesh(1948:235)指出,
“语言老化的决定因素不在语言本身”。这一观点把眼光投向语言的外部因素,即语言所在的社会环境。
20世纪末,法国语言学家louis-jean calvet(1998)从社会文化角度广泛深入地
研究了人类语言的衰亡现象,提出了“语言战争论”思想(参见lakoff 2000)。cal-
vet反对光从语言本身寻找语言变化和衰亡的原因,指出语言形式的研究只能解释
语言很小的一部分。语言的变化是在一种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和历史条件下进行和
完成的(calvet
1998:26;参见bang & dφφr 2007)。因此,考察语言衰亡的原因,我
们必须把社会联系起来,从历史的角度研究和分析,才能把握语言衰亡的全部意义。calvet(1998:26)认为:确切地说,语言变化不是语言本身的问题,如果认为它们是语言问题的话,就等于注定不可能理解语言变化以及灭亡的真正原因。那么,语言灭亡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calvet的答案是:语言战争。语言接触和冲突事实上是语言之间你死我活的战争,一些语言作为胜利者生存了下来,一些语言作为失败者而灭亡了。calvet在《语言战争论》一书中列举大量实例,并从家庭、社会等不同角度论述其观点。calvet语言战争的论点建立在下列两个事实基础之上。首先,人类世界是一个多语世界,人们无论在哪里,无论懂哪一种语言,每天都会遇到其他人,不管是否认识他们、理解他们、喜欢他们,不管是统治他们还是被他们统治,必然会发生语言交流。作为世界历史一部分的语言史,很大程度上是关于如何维持和调节多语格局的历史(同上)。
因此,随着人类生产方式的不断改变和更新,语言间的接触变得越来越广泛和
频繁。就语言的发展而言,语言间的接触对接触各方有利。但是calvet指出,语言
的使用始终与权力结合在一起(同上:15)。这是语言战争论的第二个事实根据。
calvet认为:由于语言具有特殊的表意功能,一开始它就与权力纠结在一起,人们用语言实施权力,通过语言博弈获取权力;反过来,权力进一步巩固语言的地位,使其进一步的发展和传播得到保障。可见,权力方式与语言演化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系。的确,每当人们与他人或他物相遇,不免要进行比较。人类自我保护意识支配下的自私心理驱使他们把比较所得的差异转化为一种观点:“我人我物为贵;他人他物为贱”。同理,语言接触比较后所得到的结论是:“你跟我说话不同,你的话便荒唐可笑。”我们知道,英文“barbarian”(野蛮人)一词来自希腊语,原义是“不会说希腊语的人”。不会说我的话,你就是野蛮人。正是这些看起来极为简单的思想导致了“语言趋同”和“语言优越”理念:人类世界应该是以我的语言为通用语言的单语世界。calvet指出,这一切就是西方语言意识形态的全部内涵,是造成语言冲突和战争的直接原因。在这一意识形态的支配下,语言的优劣等级得以确定,同时,语言生死存亡的命运由此而被确定(同上:49,51,98,109,134,203)。
细读calvet、lakoff等人的语言战争论思想,我们可以看到,归根结底,导致语
言衰亡的决定因素是人类社会语言接触的不平等关系,而这一关系体现了语言所在社会的语言意识形态和语言政策与规划。丹麦语言学家tove skutnabb-kangas和英国语言学家robert phillipson等人把这种不平等关系解释成“语言人权的剥夺”。他们认为:语言是一种权利,一种基本的人权(skutnabb-kangaset
al.1995:1)。人们有权“认同母语,用母语接受教育、进行交际、享受公共服务等。”然而,他们指出,“几乎在世界的每一个地方都能见到剥夺这一基本人权的现象,大多数少数民族语言遭受歧视,有些少数民族群体不能够认同他们的母语(如生活在土耳其的克族人),(世界上)超过6,000种的语言无权作为相关民族教育法律与公共事务的用语。大部分土著民族的语言如此;几乎所有移民的语言更如此(当然,移居美洲和澳洲的英国人的语言是例外)”(同上:73)。他们进一步指出,这种语言接触的不平等现象在教育领域尤为突出,原住民和外来移民的儿童就读的学校和幼儿园里通常没有懂他们语言的老师,没有用他们母语开设的课程和科目,他们的母语用不上。相反,他们必须学习官方语言,学校的一切都使用官方语言,学生浸没在陌生的语言之中,学会这些“将来可以帮助他们谋生的语言”。就这样,学校的教育成了学生抛弃母语、习得他语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一个典型的语言人权的剥夺过程。因此他们断言:“世界所有大陆上,学校一直是,目前仍然是,主流文化和主流语言同化其他语言和文化的主要途径”,同时也是“语言族种灭绝(linguistic genocide)的主要手段”(skutnabb-kangas 2000:311)。
虽然skutnabb-kangas和phillipson等人的兴趣点不在解读语言的衰亡,但他
们的理论揭示了语言衰亡的本质特征和重要途径:语言权力的剥夺与被剥夺是语言生死存亡的关键;年轻一代非母语教育是构成母语传承断层的主要方式。回顾一下历史,无论是英伦三岛上盖尔语以及凯尔特语的式微,还是北美洲数以百计的印第安语的衰亡,无一不足以应证上述两点。普法战争期间,普鲁斯人占领法国普鲁旺斯后强迫当地居民放弃法语,学习德语。日本占领中国东三省期间,强迫中国人学习日语。此类例子,不胜枚举。根据tsuda(2010)、phillipson(1992)、pennycook
(1994,1998)、canagarayah(1999)等人的观点,当今世界上所谓的“强势文明”其历
史上的殖民过程极为重要的部分是“语言殖民”;这些“强势文明”曾以坚船利炮控制过世界,但现在语言取代了他们的武器。他们把语言接触的不平等关系强加在他们试图消灭的目的语头上,剥夺其生存权利和空间,构建其传承断层,使其逐步走上衰亡之路。
语言衰亡除相关社会中不利语言生存的意识形态和行为举措之外,也许还有一个不可忽视且更为复杂棘手的原因,那就是生产方式的变化和经济的发展。生产方式的不断变化使人类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广泛和密切。不同群体之间交流过程中,语言的工具属性不断强化,而相应的文化属性不断弱化,同时这一过程往往又是一个语言趋同的过程。以西方现代资本主义为核心发展起来的当代世界经济的最高原则是“效益”。效益法则把语言的工具属性推至极致,语言趋同得到进一步强化。一如军事力量的强弱决定语言的命运,经济实力的强弱以及经济话语权的多寡同样决定语言趋同的方向。当下全球英语教育盛况仍然热情不减,个中缘由就在此:英语已成为当代经济实力和话语权的象征。在经济推动下的语言趋同过程中,少数语言成为共同语,大部分语言被边缘化并走上衰亡的道路。
四、语言衰亡与文化生态
语言的灭亡对个人而言是母语能力的丧失,这是不言而喻的,似乎也是无足轻
重的,然而对一个民族及其文化乃至整个人类文明却关系重大。
随着语言学从结构研究到意义研究的拓展,语言与社会,语言与文化,乃至语言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得到越来越清晰的界定。当代语言学研究成果告诉我们:语言与文化休戚相关,水乳交融,不可分离,前者不仅是后者的特征,也不仅是工具,而更重要的是一种生存、发展的机制,语言是一个社会、一种文化、一个民族的认同(identi-ty),社会、文化、民族的认同不纯粹是静态的象征,而是社会成型、文化构建、思维发展、民族生存繁衍的动力(陈平2008:2-3)。因为某一具体的语言是相对某种文化以及拥有这一文化的民族的存在而存在的,而一个民族及其文化的包括认知在内的思维行为是通过语言加以结构化的。换句话说,语言是一个民族及其文化的认知途径和思维结构(蔡永良2004)。这一“语言相对论”的核心思想,不仅解释了语言与文化以及思维之间的关系,而且揭示了丧失语言的严重后果。从文化层面看,由于特定语言的结构包括语法、语义、语用等具体构成特定文化的认知途径,语言的丧失意味着这一途径的丧失。当然,无论是丧失母语的苏格兰人、威尔士人、爱尔兰人,还是北美原住民,他们不至于像失去人类语言的印度狼孩一样,失去感知人类社会的途径和能力。但由于语言的相对性意味着认知乃至文化和民族的相对性,因此当他们用非母语认知事物、思考问题的时候,本质上他们已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苏格兰人、爱尔兰人或印第安人了,因为其他语言替代他们母语的同时替代了他们的文化以及民族认同(蔡永良2007:297-302)。因此,一种语言的失却,不仅是一种文化和民族特有的认知途径和思维结构的失落,而且是包括民族文化的认同在内的相对性的消失。这大概就是所谓“苹果人”(spring 2001)和“香蕉人”现象的本质。
语言衰亡对整个人类文明又将意味着什么?
首先,一门语言的消失是人类文明最珍贵的文化遗产无法挽回的损失。人类文明发展至今有过无数创造发明,但最伟大的创造莫过于语言的创造。是语言将人类同其他动物区分开来,是语言造就了人类,造就了人类文明。无论哪一门语言都是该语言的全体民众共同努力经过一个漫长而又复杂的过程而创造出来的。由于语言灭亡对相关的某种语言而言是不可逆转的,灭亡的语言是无法再生或复制的。过去曾有不少专家学者进行实地考察记录濒危语言,如美国人类学家boas、sapir以及语言学家bloomfield等记载北美印第安语。但这些记载是只能存放在博物馆里的文化遗产,而活着的语言才是最珍贵的。
其次,语言的灭亡将会打破语言生态的平衡,殃及其他语言的发展。20世纪中
叶发展起来、现已成为国际语言学界一个热门话题的“语言生态学”(the ecology oflanguage或ecolinguistics)告诉人们:语言繁衍发展,也需要有一个平衡的生态环
境。我们非常熟悉生物界的生态平衡。人类、动物、植物等有生命的物类共同生活在地球所提供的空间,彼此形成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生物链,构成生长繁衍的自然生态和共存世界。如果这一生物链及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失去平衡,彼此都会遭殃。语言生态学者认为语言也有一个生存的环境。根据语言生态学创始人、美国哈佛大学语言学教授einar haugen(1971)的观点,语言生态环境由多方面因素构成,包括语言与语言之间、语言与使用者、使用范围、态度、政策、文字之间以及语言内部的各种关系等。不同民族以及人群间的频繁交往使不同语言有了互相接触的机会,平等的语言接触对语言的发展有利。在语言接触过程中,语言与语言之间形成互惠互利、相辅相成的互补共存关系。世界上数以千计的大大小小语言之间已经存在的或潜在的互补关系的总和构成人类语言生态环境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一环境的平衡建立在所有语言的自然生存和相互作用基础之上。大规模地失去一部分语言,便会破坏这一平衡。语言生态环境的失衡对灭亡的语言和幸存的语言都是一种灾难(van lier 2004;mufwene 2001;mühlhausler 1996)。
再次,语言的大量灭亡不仅会使语言生态失去平衡,构成更大规模的语言衰亡,终止人类语言的发展,更大的危害在于语言生态的失衡将会导致文化生态的失衡,
文化生态的失衡将会阻碍甚至终止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日本名古屋大学研究生院教授yukio tsuda(2010)指出,“语言是文化,是人类
社会的认同源泉。语言本身就是创造我们和我们文化的环境,它们不仅仅是工具,
而且还是使我们成型并影响人类发展的环境。”这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另一种生态环境,一种与自然生态环境同样重要的生态环境。其实,我们以为,yukio tsuda所说的这一环境是比“语言生态环境”更进一步的“文化生态环境”,这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另一种生态环境,一种与自然生态环境不同但与之同样重要的生态环境。加利在南京大学那篇讲演中指出,“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是丰富的人类遗产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国际民主”的“依托”,“是促进一种真正的和平文化的途径”,并且告诫我们,“如果我们听凭语言的单一化,那将会导致一种新型的特权群体,即‘话语’的特权群体的出现!”(加利2002:9)。加利并不是语言学家,也不是文化学家,但他对于文化多元主张的论述有他政治家的独到之处。文化多元是人类文明的基本特征,是文化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和保障,如同语言,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接触交流,促使不同文化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互相参照、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文化的单元化,不仅会导致加利所说的国际民主的丧失和国际政治独裁的出现,而且会导致文化发展源泉和动力的枯竭。不同文化间的和平共存,或者说多元文化格局,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生态。语言衰亡将会导致这一生态失衡,影响甚至终止人类文明的持续发展。正如有一位印第安学者曾经说过的那样:如果有一天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们只说一种语言的话,那么,人类世界就走到了尽头(parsons-yazzie
1996:52)。
五、结语
随着经济贸易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语言文化的全球化似乎不可避免。经济全球化是以西方的经验和成就为核心展开的。当今世界的广告通讯、大众媒体、国际交流、语言教育现状似乎表明语言全球化同样在以西方语言文化为核心而展开。个别语言充斥了几乎所有的角落;大部分语言使用空间却极为狭小。由此可见,语言仍然处在不平等的条件下接触,这是当今语言衰亡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迅速的真正原因。当然,经济要发展,世界要进步,不同语言之间的接触、交流乃至整合似乎不可避免。其间,语言数量的缩减似乎也在所难免,但是这些不应成为我们漠视语言价值的理由,更不该因此而重蹈历史覆辙,排挤和打压其他语言。防止世界语言继续大规模的消失、维护人类社会语言文化生态平衡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在理论上厘清是非,又要在实践中排除困难。强烈的理想主义与极端的利益至上的思维定势对此项工程均无益处。语言文化生态的维护需要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这一平衡点的确定,需要专家、学者以及政治家的睿智、远见和胸怀,更需要人类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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