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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实的学术史研究，是推进学术创新的重要根基。我国学术发展史源远流长，在哲学、政治、军事、文学、历史等诸多方面成就卓然。那么，我国学术史研究目前的现状如何？如何做好学术史研究的基本训练？学术史研究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方式上要注意哪些问题？本期“学术三人谈”栏目，特邀俞吾金、谢保成、莫砺锋三位学者就上述问题畅谈各自见解。
没有思想观念为引导学术史研究者会失去灵魂
俞吾金（复旦大学学位委员会副主席暨人文社科学部主席）
我们正处于思想观念大变动的历史时期，因而“重写学术史”几乎成了学术各分支领域中提出的共同诉求。在我看来，学术史研究中出现的这种诉求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重写学术史”绝非易事。
我们必须先行地反思以下三个问题。
首先，必须把握好思想与学术、思想史与学术史的关系。如果说，思想是不受学术专门领域制约的、普遍性的、启蒙性的精神力量，那么，学术则是在不同的专业领域中发生作用的、学理性的甚至是技术性的知识。显然，思想没有学术作为基础，就会成为游谈无根的东西；反之，学术没有思想进行引导，就会成为无睛之龙、无盐之汤。思想史与学术史的关系也存在着类似之处。思想史更注重的是思想和思想家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但如果缺乏对史料的准确甄别和对学理演化的深入追踪，未必会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反之，学术史注重的是学术问题演化和学术观念变迁的内在联系，但如果缺乏思想的高度，就可能执著于一些不重要的细节，并在其中迷失方向。这就启示我们，一个作者要撰写出一部真正有影响力的学术史，他首先就应该成为一个思想家，至少在他自己涉猎的学术领域中应该拥有明确的、独立的思想观点。如果没有原创性的思想观念作为引导，学术史的研究者就会失去自己的灵魂，变为学术上的“管家婆”。与此相应的是，学术史就也变为一堆琐碎的“流水账”。
其次，“重写学术史”要获得预想的成功，其撰写者必须借助于自己深厚的批判意识，从整体框架上突破以往学术史的写作思路。显然，撰写者如果缺乏这种整体上的批判意识，重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换言之，“重写”必定会蜕变为“重复”。从撰写者主观方面来看，他以为自己是在“重写”学术史，但实际上任何奇迹都没有发生，他仍然是在“重复”以往的学术史。可见，重要的不是提出“重写学术史”的口号，而是真正在观念上突破以往学术史写作的基本思路和框架，借用托玛斯·库恩的话来说，必须在重写学术史的过程中，对以往学术史的“范式”做出创造性的转换。
最后，学术史研究必须先行地、自觉地澄明研究者的当代意识。正如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所说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历史上唯一活着的人就是当代人，也就是说，当代人对历史的任何阐释都是从当代生活世界的兴趣出发的。在这个意义上，只有理解当代生活世界的本质、确立自觉的当代意识的研究者，才能使学术史的研究获得真正的生命力。
“一个结合，两个区分”做好学术史研究的基本训练
谢保成（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学术史研究对于学术研究的意义不言而喻。就微观而言，可以避免炒陈饭、出现硬伤或笑话；从宏观来讲，学术史研究是学术创新的一项必不可少的重要基础。这里举两个所见实例来说明。第一种情况，我们偶尔会见到某些学术论文所谈问题早在二三十年前或者更早就已经有人谈过，观点、方法、史料几乎完全相同。就其个人而言，发表的是其最近的研究心得，但从学术发展来说则属于炒陈饭，原因就在于缺乏学术史训练，没有把握好此项研究的研究史。再有一种情况，二三十年前已经指出某部著作是伪书，二三十年后仍然用这部伪书来分析其作者的学术思想，造成学术硬伤或笑话。由此，我认为，要做好学术史研究的训练，须做到一个结合、两个区分。
一个结合，指学术史研究与客观历史研究的紧密结合，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做到陈寅恪所说，“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换用通俗的话说，就是要用“饿汉子”的思维去理解“饿汉子”的思想行为，而不能用“饱汉子”的思维去理解“饿汉子”的思想行为。总归一句话，应从“今人”的境界进入到“古人”的境界，接近当时实际，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
两个区分。第一个区分用王国维的话说，就是区分“视学术为一目的”还是“以学术为一手段”。学术史研究要遵循学术规律去解决其自身的问题，不应当作实现某种功利的手段去追求学术以外的东西。另一个区分是学术史研究与学术思想史研究的区分。学术思想史是学术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绝非学术史的全部，不应以学术思想史研究取代学术史研究。在发掘、梳理历史上各种思想时，应具备包容的心态。
此外，我再谈一下在具体做法上个人的三点心得。
一是从相关书目入手。不能只罗列参考书名而实际“不参考”，也不列征引书目。应该确定出“基本书目”作为需要认真阅读的必读书，并弄清各书的基本内容和著作者的心路。切忌颠倒因果的做法，把后来发生的事情说成其学术观点形成的原因或背景。
二是注意学术观点的演变，找出变化的关节点，真正做成学术“史”。尤其注意各代表人物对前人、同时代学人学术的继承和发展。对不同学派学术的考察，在见其“异”的同时更要见其“同”，发现彼此间的吸收和借鉴。
三是对于有多种版本的同一学术著作，注意版本比较，以发现著作者的观点变化。古人著作选用最佳刻本，今人著作尤其注意修订本与初版本的变化，切忌用修订本来认定著作者初版时的观点，避免把某些观点的形成时间提前。
学术史研究需要灵心慧性的独特感悟和截断众流的独到判断
莫砺锋（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有关学术史研究的现状，我就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范围谈两点感想。第一，中国古代文学的学术史研究，几乎是与其研究对象同步发展起来的。如《诗经》中的许多作品，在创作不久后就被广泛引用，所谓“赋诗言志”，其实就包含着一种阐释和评价。距离《诗经》中产生年代最晚的作品仅有几十年，就出现了孔子这位“《诗经》专家”，他对《诗经》的阐述堪称《诗经》研究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所以关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史，至少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从总体上说，当前我们有关中国古代文学的学术史整体研究还处于“草创阶段”，要说它呈现出哪些特征，恐怕只能说基本上还处于罗列材料、叙述史实的阶段，缺乏深刻的规律总结或理论抽绎。因此，一些“重写学术史”的说法，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领域内，恐怕尚为时过早。当然，学术历史事实上一直处于不断被“重写”的过程当中，古代文学研究也是如此。正如美国历史学家鲁滨孙在《新史学》中所说：“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对于过去的知识，常常有所增加，以前的错误常常有所发现，所以我们应该用比较完好的、比较正确的历史来代替已陈旧的历史。”此话说得平淡无奇，却是不易之论。文学研究要处理的是一种“诗无达诂”、“见仁见智”的对象，需要不断地进行新的阐释和评价。关于文学学术史研究，自然也有不断地重写的需要。对于学术史的研究，其最终目的并不是对前代学术进行总结，而是从学术史中汲取经验、教训，从而为今后的学术研究提供经验或教训。
第二，在当代人文科学领域，集体著作已经蔚为大观，学术史研究也不例外。今天的学术史研究多为众人合作的集体成果，有的撰稿人达到了十余人。费尔南·布罗代尔在《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中曾表示，人文科学正经历着全面的危机，这场危机是人文科学自身进步的结果：随着新认识的积累，科学研究已必须是一项集体工作，而明智的组织形式却尚待建立。近年来，中国学术成果的数量呈井喷状态。不要说整个古代文学研究，就是某些专门的研究方向，若以一人之力及时读完所有新发表的著述，也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这样看，以集体之力量来完成学术史著作，便成了水到渠成之事。但我总觉得关于人文学科的学术史研究，最好还是由一位学者独立完成为好。因为这种研究格外需要学术个性，格外需要灵心慧性的独特感悟和截断众流的独到判断，而不是众人拾柴，然后拼合组装成的资料长编。我期盼学界中出现梁启超、钱穆等人那样的学者，能够举重若轻地从浩繁的文献和复杂的现象中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笔则笔，削则削”，写出“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学术史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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