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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市场化的经济改革是对强国富民“复兴之路”的探索，而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又是市场经济良性发展的前提，那么中国本土的经济学现在所肩负的使命就是增强理论自信，通过理论创新，在社会转型中为经济改革明确方向。如果说全球化及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新问题将全世界带入了一种徘徊或迷茫的话，那么中国经济学所要担当的历史责任就是解开传统经济学“认识上的枷锁”。只有在上述两个问题上形成有见地的理论体系，中国经济学才会真正引领未来经济学的发展。
“中国经济学”的丰富内涵
其一，指“中国本土”。若将“中国”作为一个地域概念，中国经济学就理解为中国本土的经济学。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经济学就是运用经济学一般原理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同时，中国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中国化、国际化和中国实践的理论化过程中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
其二，指“中国经验”。从李斯特强调经济学的民族性开始，大国崛起都伴随着本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中国经济学也必然立足于本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地位的提高，经济研究的重心将从美欧转移到中国，经济学在中国的本土化、规范化和国际化将产生代表这个时代的中国经济学。因此，中国经济学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一门专门经济学，其研究对象既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生产关系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也不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市场经济的一般运行规则，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制度背景下的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学应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站在国际化的高度进行理论创新，形成经济学范式的新的革命。
其三，指“中国文化”。当代主流经济学是建立在基督教文化之上的经济学，而中国是儒家文化的代表。而且，中国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如果当作一个文化范畴来看，那么中国经济学就是中国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及主流经济学三者相融合所形成的新的理论范式。
上述三种理解不仅反映“中国经济学”丰富的内涵，而且提出了不同层次的研究期望。“中国本土”强调研究中国的特殊性；“中国经验”不仅强调特殊性，而且还要求将其上升为普适理论；“中国文化”则要求将中国的文化精髓融入经济研究，重新补充和完善现有的经济学理论范式。
从经济中心的转移看中国经济学发展机遇
经济学研究的学术重心是随着现实中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而转移的，重心的改变将决定经济理论的发展趋势，进而决定未来“中国经济学”的前途，因此必须首先考察经济中心的变化。
20世纪之前，经济学研究的重心在欧洲。20世纪之后，随着经济中心逐渐向美国转移，经济学的学术中心转移到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将新古典经济学带入了西方现代经济学，并由此迎来凯恩斯革命，经济学分离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内容被纳入“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构建的“通货膨胀率—利率—失业率”三角指标体系，使它成为一种解决“人—人”关系问题的“工具性”理论。由此，利益集团能够利用这三个指标体系为其利益辩护，经济学因而保住了它“显学”的地位。但边际主义仍然当道，新古典综合派又将边际分析变为主流，货币主义、新凯恩斯主义等等都没有脱离凯恩斯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然而20世纪后期开始，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生产方式逐渐脱离了物质领域。单纯的物质生产虽然产出不断增加，价值却不断下降，从事物质生产的人数也不断减少。知识生产、技术创新、服务交换逐渐成为经济的主导，在发达国家，这些部门的价值及从业人数都在总量中占大部分。简单的边际分析虽然适合物质生产或消费领域，但到了非物质的领域其适用性就非常有争议。因此，经济研究的重心又有重新转向“人—人”关系及制度环境领域的趋势，政治选择、产权、制度变迁等都被纳入经济分析的框架。新制度经济学将边际分析与制度分析相结合，进一步增强了主流经济学的解释力。
可以观察到，经济学学术重心的第一次转移，即从欧洲到美国，经济研究的重心由于现实环境的改变，也随之从制度和社会关系的方面转向物质和技术方面。而未来（或当前已开始），经济学研究重心将面临第二次转移，即从美国转向中国，经济研究的重心也有重新向制度与社会关系方面回归的趋势。
中国经济学研究要解决的问题
经济理论必须能够解决现实问题，这一本质要求中国经济学必须立足中国实践，解决中国问题。同时，中国经济学必须构建出理论框架，将当前中国所处的特定历史时期以及中国的特殊文化传统囊括在内，形成抽象的普遍性理论。
首先，中国经济学必须有独特的思想基础。在经济学研究范式上，中国经济学不能因为只强调本国的特殊性而反对抽象演绎。任何一个经济学流派能够独树一帜，其背后都有深厚的哲学思想做支撑。因此，中国经济学必须立足于本国的哲学基础，并且能够为经济学思想提供新鲜血液。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文化积淀，包含了丰富的哲学思想，这是孕育中国经济学的土壤。西方经济学总体上属基督教文化，虽然各流派间有分歧和争论，但争论也是在一个“话语体系”之中；而中国是儒家文化的代表，由于“体系”不同，即使我们与西方有许多相似的哲学思想，也无法与西方直接“对接”。因此，中国经济学在“挖掘”传统的同时还必须做好“对接”。
其次，妥善处理好工具理性与规律理性的矛盾。自然科学只研究“物—物”关系，“物”的规律是其研究对象，而人们工具性地使用这些理论的对象也是“物”。因此自然科学理论的“规律性”和“工具性”是统一的。社会科学研究的是“人—人”及“人—物”的关系，人的行动规律是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对象，理论的使用者是“人”，使用的对象也是“人”，理论在被使用时本身是工具性的，这种使用是否符合“规律性”就不得而知。经济学理论作为社会科学，同样面临着规律性与工具性无法统一的矛盾。笔者认为，经济学理论可以划分为两种：研究客观规律的规律性理论与为达到某种目的而建立的工具性理论。现代主流经济学具有强烈的建构理性特征：一方面，它秉承自然主义的分析思路热衷于一般均衡模型的构建和分析；另一方面，主流经济学热衷于基于效率原则的功能分析，并以此为社会提供政策建议，试图如自然科学般地对社会领域进行改造或指导。因此，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很大程度上是被当作规律性理论创造出来的，而被工具性地使用，主流经济学也因此落入“困窘”：一方面，经济学家自认为其理论表现了“真理”，大众使用其理论因而达到了实践目标，并且可以通过大量实证得以检验，经济学家们因此而“自得其乐”地赞颂或争吵；另一方面社会大众（经济活动的实践者）深知真正起作用的规律并非在经济理论本身的表述之中（或理论只表达了规律的一部分），但这种理论可以为其行为提供依据或表达工具，因而这些理论工具性地使用，成为“解释的科学”。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从“五四”至今，社会大众的观念经历了多次深刻的变革，各种经济理论也经历了从规律性向工具性的变化。因此，作为“中国本土”的中国经济学对于理论的规律性和工具性会有更深刻的体会与感悟。中国经济学必定将会随着现代社会整体价值观念的改变而进行适应性的理论创新，原先的经济理论会沦为工具性理论，而以新价值观念的“人”为前提假设的创新将形成新的规律性理论。
结 语
当今中国改革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鲜活的材料，中国的经验也必定能推动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事实上，在美国经济崛起之时，美国学派也是在批判当时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一整套保护主义的国民经济学说和政策方针。这是一种有关落后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大国如何实行经济赶超的经济学说，
对德国和日本的崛起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许多人认为21世纪是中国的时代，而在现实推动下经济学理论本身也面临新变革，因此“中国经济学”担负着艰巨的历史使命，中国经济学者必将构建出名副其实的“中国经济学”，推动中国经济学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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