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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路遥的《人生》在一代人的精神生活中产生了巨大影响，今天的文学批评没有认真探讨当时为什么能够产生这种影响而今天的作家却拿不出产生这种影响的作品的复杂原因
●作为职业阅读者，批评家对于文学的理解和分析，拥有比普通读者更多的对比和经验，既能体会作者内心深处的情感和思想，也能搭建一个与原作完全不同的世界
●文学批评要想走进读者，既面临“读者信不信你”的问题，也面临“读者爱不爱听你”的问题，当前的文学批评在读者信任和读者兴趣方面都存在严重问题
●从根本上说，批评家唯一面对的只能是文学，而不能是文学之外的其他因素，尤其不能是金钱，是利益。没有对文学的忠诚坚守，批评家将沦为“掮客”；没有提高，批评只能堕落为浅薄
对话人：张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教授）
程光炜（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方方（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作家）
邵燕君（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高建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张江：近年来，文学批评一直处于尴尬境地，表面红火，实际上却备受质疑。失语、失节、失效，指责不断，非议不断。批评家其实很努力，他们忙碌的身影频频出现于各种研讨会现场，大块文章屡见于报纸杂志。批评也不可谓不繁荣，无论是成果数量，还是从业人员规模，都已超越历史上任何时期。但是，关于批评的批评却始终不绝于耳。批评为什么备受批评？这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
批评要站在文学创作之上
程光炜：面对不断演变的文学走势与格外丰茂的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确实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检省文学批评现状，也确实有许多需要改进或强化的地方。在众多的不足与问题中，批评的有效性问题显然最为突出。我们当然不能期待所有的批评家都能启发作家心智，所有的批评都能击中文学命脉。然而，在众多的批评家之中，一定应该有杰出的批评，有大批评家的出现。文学批评只有站在文学创作之上，评判价值，洞见趋势，指出存在的问题，才是杰出的、有效的和富有启示性的，才是这个年代最为需要的批评。
怎么判断文学创作的价值？
首先，作家自身所具有的道德力量，是他的作品能否产生上述作用的决定因素。英国大批评家利维斯在《伟大的传统》一书中认为，道德力量不是道德说教，它是人类生活的主要部分，“怎样生活”这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道德观念，人人都应该用这种方式提出问题，关注这个问题。他进一步指出，所谓小说大家，乃是指那些重要的小说家——他们不仅为同行和读者改变了艺术的潜能，而且就其所促发的人性意识——对于生活潜能的意识而言，也具有重大的意义。坦率地说，1982年问世的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之所以在一代人的精神生活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原因就在这里。而今天的文学批评，并没有认真探讨当时为什么能够产生这种影响而今天的作家却拿不出产生这种影响的作品的复杂原因。
其次，能否唤起人们感情的整体经验，是检验小说能否成为非凡之作的另一个标准。牛津大学教授以赛亚·柏林在看到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后非常激动，但他仍然非常客观和眼光深邃地谈道：它作为一部小说并非完美无缺，小说结构安排也不能算恰当，有些细节表面生动，富有戏剧性，却矫情造作，有几处还有东拼西凑之感。但作家把人们在大时代的各种反应提升到了一个天才的标准。令柏林印象最深的，是它关于男女主人公在大雪席卷的西伯利亚小村舍里情景的描写。那种充满激情、义无反顾地把世间万物都抛到脑后的两情相悦的爱情，他认为只有在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中才能找到。这种爱情就是一种人类整体的历史经验。
1985年文学转型后，个别取代整体、局部取代全部的文学观念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的一种潮流。这种潮流认为“道德力量”和“整体经验”已是陈旧年代的历史遗留和影响文学发展的主要障碍。如果辩证地看，这是一种文学史的短视，这种短视最终让这20年的中国文学和作家受到了惩罚。
表达“职业读者”的意见
张江：对文学批评的批评，创作界的声音不容忽视。创作和批评本为一体，应该相得益彰，但现在的情况是，无论表扬还是批评，作家皆不买账。原因何在？说到底，一个作家对批评家的真正期待，不在表扬或批评本身。无原则的热捧与意气的指责，不但对创作无益，而且有害。批评的核心在于切中要害，调动作家思考，推动创作，这是批评赢得作家尊重的关键。
方方：每个写作者在发表自己的作品后，都明白自己将会面对一些文学批评者。他们可能对你的作品有着完全不同的解读。在那些解读中，或许会给你莫大的鼓励，或许会提出极好的建议，但也可能会持以激烈的批评。他们的批评态度也因人而异，有人是和风细雨，也有人是雷电冰雹，有人是心怀诚恳，亦有人刻意挑剔，如此种种。这是我们从写作一开始就明白的事，也是件自然不过的事。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从来都是一个整体。二者的相互促进，才能造就更为丰富更有意思的文学。
但文学批评家并非文学创作的教导者。对于写作者而言，真正的作品，都是由内心出发，是自己内心激荡的产物。这是他人所无法教导的。所以，在我看来，文学批评家更像是一群职业阅读者。因为他们大量阅读，对于文学的理解和分析，拥有比普通读者更多的对比和经验。他们常常会从各个不同角度去重新解构作品。他们既能体会作者内心深处所想要表达的情感和思想，也能搭建一个与原作完全不同的世界。他们也经常冒出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想法，有些观点甚至让人惊艳。但他们中更多的人，会通过对作品的分析，提出自己友善的建议。这些建议和观点多会给作者以启发和激励。就我自己这么多年的创作来看，从文学批评家那里所获得的教益非常之多。他们的言论经常促使我向作品的更深处思考。
但是，写作是极个人化的，而阅读也同样带着强烈的个人色彩。人和人的差异很大，每个人的成长环境、教育背景、性格气质以及遗传基因都不一样。一部作品发表后，有人产生共鸣，有人奋而抵触，有人格外喜欢，有人特别反感，有人痛哭流涕，有人拍案骂娘。如此之状，都是常态。电脑还有不兼容系统，人更是繁杂。有些人体会世界的方式跟写作者完全不同。所以他们对作品的理解，经常会朝着写作者根本意想不到的方向而去，有的甚至是反方向。而此时，他们所理解的文学，也与写作者所理解的文学不是一码事了。就算是批评家海量阅读，也逃不出这个劫数。一篇作品发表后，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非常不舒服的批评文章。文章的措词或所提问题甚至会让你目瞪口呆。你完全想象不出来批评者是怎么在理解你的作品，你甚至会觉得有一种来者不善的感觉，觉得他的严厉痛批，并非因为作品，而是因为其他。
无论如何，作为写作者，我会尊重批评家（包括普通读者）的所有批评，尊重所有的不同观点。因为这是他们的权力，也因为，正是有了各种各样的不相认同和不相兼容，文学的世界才会更加丰富有趣，文学也才会千百年来富于魅力。当然，作为写作者，尊重并不意味着服从。当有的意见与自己的感觉完全不对路数时，选择不听不理也是写作者的权力。因为，每个写作者也要尊重自己的内心的文学，并且尊重自己。
“学术黑话”难以走进读者
张江：文学批评的受众，除了专业作家，还包括普通读者。当下，一个严峻的现实是，普通读者基本不看文学批评。读者对文学作品的选择以及阅读潮流的形成，基本上由商业性的宣传、炒作来完成。个中危害自不待言。文学批评如何重获大众关注？这一方面需要文学批评重塑公信力，摆脱现实的功利考量，把批评还给文学；另一方面也需要重塑亲和力，从故作高深的伪学术中摆脱出来，消除术语依赖症，把批评还给读者。信得过、读得懂，这是大众对批评最起码的期待，也是批评最基本的要素。
邵燕君：讨论文学批评如何走进读者，首先面临一个“读者信不信你”的问题，你是一个有眼光、有原则的“专家”，还是一个乱戴高帽、信口雌黄的“砖家”？接下来是一个“读者爱不爱听你”的问题，你是否能用鲜活的语言把大道理讲清楚，还是只能讲“学术黑话”，让普通读者不知所云？可以说，当前的文学批评在读者信任和读者兴趣方面都存在严重问题。
在传统的中国当代文学生产机制内，商业文学市场机制一直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媒体批评”也一直没有建立起一套成熟的体系。我们现在的图书市场上缺少一批有口碑、有个性、有影响的“职业书评人”，为读者推荐佳作，并进行引导性解读。由这样一批“职业书评人”主导的“媒体批评”虽然是有内在商业属性的，但会同时建立起一套内在制约的“行规”。举个例子，对于一个口碑很好的“职业书评人”来讲，为一个几千元的“红包”无原则地说好话是很不合算的，因为这将间接损伤其更大的经济利益。我们今天的很多“媒体批评”是由专业批评家“客串”的，与其说是“红包批评”，不如说是“人情批评”，消耗的是公共资源，所以特别容易“顺情说好话”，但实际上却伤害了文学批评的整体信誉。
事实上，所谓学院派的问题也很多。钻进象牙塔里，远离文学实践，要么是以生造连自己都不懂的伪学术“黑话”为乐，要么就是以舶来的技术生搬硬套地解读文本，将生动的文本肢解成毫无生命的碎片，成为某种理论的注脚。这种大而无当、隔靴搔痒的批评，实际上早被作家和读者拒绝，沦为“自说自话”。因此，在敦促“媒体批评”加强专业品格的同时，在“学院派”中倡导“介入性”也同样重要。当然，专业研究者介入现实批评时，必须明确自己的定位，以专家身份，秉学术公义，以直言精神和专业品格促进文学健康发展。切忌顶着学院的帽子，做“文学表扬家”，以公器换私利。当然，无论从事“媒体批评”，还是“专业批评”，只要是面对普通读者的批评，都必须改文风。满口“学术黑话”不可能走进读者。
今天更需诊断性批评
张江：有人认为，在商业时代，批评本身就是一种宣传，无论表扬还是批判。客观地讲，在当下的时代语境中，受各种现实因素的裹挟，有相当多的批评背离了文学自身，成为商业炒作的帮手。但是，批评在现实中所形成的宣传效应，只能是批评的衍生功能，不能将它上升为主要功能。从根本上说，批评家唯一面对的只能是文学，而不能是文学之外的其他因素，尤其不能是金钱，是利益。
高建平：批评组织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从目前的情况看，有两种组织方式很流行，也很有影响。第一种是推介性批评。出了一本新书，出版社邀请一些批评家写评介文章，召开作品讨论会。媒体配合新作的出版，让批评家们说话，吸引大众的注意。这种批评是必要的。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时代早过去了，现在是市场经济时代，需要有人帮助读者选择。第二种是扶植性批评。一些作家组织和地方政府的宣传部门，为了扶植当地的作家，邀请一些批评家对本地作家和作品进行扶植。这种扶植当然很好，也很重要，利于作家尽快成长。
但是，除了这两种批评以外，我们今天更加需要另一种批评，像医生治病一样的诊断性批评。这主要指不带任何外在的意图，只是面对作品本身实话实说、发现问题、揭示病症的批评。这种批评要专业化，需要文学批评家多方面的能力，既要有丰富的文学史知识，有对文学理论的深入把握，也要有文史哲等相邻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知识和修养，有对当下文学发展状况的了解，更重要的是有对当代文学作品的深入感受力。
诊断性批评要克服软骨病，树立起批评的权威来。批评家不必与作家或出版商有个人的关系，更不能有利益上的联系。批评家也不必像有些人所提倡的那样，一定要与作家交朋友。交不交朋友，是个人的事，即使交了朋友，也可以是诤友。重要的是面对作品说话。一位医生不会对他有病的朋友说：“你没病。”一位批评家也不要在各种人际关系面前丧失标准，远离作品本身。
张江：批评备受批评，一方面说明当下的文学批评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另一方面说明人们对文学批评抱有更高的期待。对于各种质疑和责难，批评家需要做的，不是辩解，不是我行我素，而应是深刻的反思。面对崭新的生活，面对已经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文学批评既需要坚守也需要提高。没有对文学的忠诚坚守，批评家将沦为“掮客”；没有提高，批评只能堕落为浅薄。繁荣文学，需要一个强大的批评家群体。好的批评家要有对文学的正确态度，也要有令人敬佩的专业品格。只有让批评的质量高起来，才能使批评少受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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