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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起源于欧洲,脱胎于中世纪大学，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以博洛尼亚大学、巴黎大学等为代表的“大学之母”，则是现代大学之滥觞。我们关注和思考的是：中世纪大学中有哪些历史因素在引导和改变着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轨迹？历经近千年的发展，这些恒久绵延具有稳定性的历史要素，酝酿并形成富于独特文化魅力的精神气质,我们称之为“大学基因”。
考察一所大学的历史脉络,就是在追寻其中的大学基因。1864年，北美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在山东蓬莱创立了登州文会馆。今年，登州文会馆成立150周年。在山东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过程中，回顾总结登州文会馆创立150周年的历史，我们应该传承其中的哪些大学基因？
客观地讲，登州文会馆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从开办伊始，完全是移植欧洲近代大学传统进行的，无论从办学模式、学科课程设置，还是教学方法、师资聘用等，处处体现了欧洲近代大学的精神特质，具备典型的欧洲近代大学之基因。目前，学界比较普遍的看法，认为以1922年“壬戌学制”的制定为标志，实现了由移植日本到借鉴德国，再到模仿美国的转换。直到解放前，中国近代大学制度发展模式的主旋律是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的。很显然，早于“壬戌学制”半个世纪登州文会馆移植欧洲近代大学传统所做的有益探索和办学实践，这应该是登州文会馆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一笔财富，是弥足珍贵的“大学基因”。登州文会馆的现代意义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欧洲近代大学的办学模式与本土文化的有机结合，是登州文会馆创办并生存发展之前提。以狄考文为代表的一大批传教士对中国传统教育的审视，一定意义上加深了对封建教育弊端的认识；而移植和实践西方近代最先进的高等教育制度，客观上为近代中国引入了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大学理念、大学模式，同时也引进了西方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从蒙养学堂的招生、免费食宿、儒家经典课程设置看，无疑首先考虑了如何适应本土文化的问题，照顾到当地居民的心理承受力和文化认同。同时，所确立的全面教育、讲求实学为目的的人才培养目标，让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背景多元化，重点设置西方科学知识的课程，加强实验教学和动手能力培养，欧洲最先进的大学制度在中国文化土壤中得以移植和传承。大学制度与文化有着密切关系。一定意义上，先进的大学制度必须与本土文化深度融合，才可能创新发展。
第二，在办学模式、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等方面体现国际化视野、国际标准，由此，使得晚清的学科观念、课程结构开始与欧洲近代大学传统接轨。中国传统学术显著的特点是“通”，有“通人之学”的取向，正如司马迁所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否“博”和“通”则成为判断学者地位等级的主要根据。而始于登州文会馆的欧洲近代大学关于分科设学等课程模式的移植和引入，是对以培养“通儒”为己任的中国精英教育的强烈冲击，促进了课程设置由经学化向学科化转型。分科设教、分门设科的理念，深深影响了晚清学堂的课程结构之变迁，来自西方的学术分类标准逐步被世人所理解、接受，并对中国近现代教育、科技产生重要影响。
第三，在人才培养上，所确立的人才培养的职业化目标，体现了从经世致用到专门人才等立学宗旨和培养目标的理念转变。按照欧洲近代大学的理念，倡导全面的教育，注重对学生的启发式教育，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与个性发展，鼓励学生自由发展。这一崭新的教育观、人才观，超越了当时中国科举制的沉闷与封闭，以及对人性的压抑和摧残，有开风气之先的榜样力量。后来，登州文会馆25届毕业生遍布全国16个省份，许多人成为山东大学堂、京师大学堂、山西大学堂等晚清学府的西学教习，也有的服务于新闻、医药、邮政等实业，为现代中国教育和科技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四，推崇制度，制定办学典章，为其后来的山东大学堂所仿效，成为最初的近代中国高等教育按体例办学的基石和样板。由登州文会馆典章起源，到袁世凯《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到各省新式学堂章程的建立，再到中国近现代大学制度的创立，登州文会馆典章无疑起到了示范作用。欧洲近代大学的遗产是大学制度的建立。因此，从中国近代大学制度变迁过程和经验看，现代大学制度之选择，应该强调移植与改造相结合，即通过借鉴与融合的方式，实现大学制度的本土化，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理性选择。（井海明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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